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的发言中，“改革”和“开放”成了两大关键词。在改革方面，宁吉喆介绍了国家发改委下一步四项重点工作，涉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消费等方面。

建立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首先，着力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持续加大“破、立、降”力度。继续推进结构性去产能，健全各方面责任共担和损失分担机制，稳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推动依法处置僵尸企业，制定退出实施办法。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兼并重组、产业整合有机结合，稳妥做好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在基础设施领域促进有效投资。依法合规采用PPP等多种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补短板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川藏铁路、沿江高铁等一批重大工程规划建设。

其次，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动性、积极性。弘扬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经常性规范化的政企沟通机制，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准入、监管、退出制度。扩大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范围，深入推进电力、油气、铁路领域改革，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运网分开。全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持续推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推动“非禁即入”的原则和政策普遍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

出台促进汽车、家电等商品消费的措施

宁吉喆表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在关键领域布局建设若干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积极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升级各类双创平台载体。强化创业投资对双创的支持引领，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继续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今年将实施一批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重大工程。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放宽服务业准入。深入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还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稳定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政策和项目。

同时，着力畅通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抓紧出台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适应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者在内的14亿居民消费升级和分级的态势。积极拓展消费新增长点，研究制定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加强消费领域基础建设。制定出台促进汽车、家电等热点商品消费的措施，加快旅游、文化、健康、体育、教育、育幼、养老、家政等服务业发展，释放服务消费的巨大潜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输入性风险，避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对外开放方面，宁吉喆介绍的措施集中在外商投资领域。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出台实施《外商投资法》，同时加快制定相关配套规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还要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清理取消负面清单以外领域针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制定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并设立生产研发基地。

财政部部长刘昆

防控地方政府债务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昨天的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刘昆的讲话主题为减税降费。他指出，去年中国减税规模和占经济总量比重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今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加明显的降费，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负担近2万亿元，力度将明显超过去年，“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

1798万户企业可享受减税优惠

刘昆称，财政部正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深化增值税改革，包括将现行16%和10%的税率分别降到13%和9%，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行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并继续向推进税制简化方面迈进。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落实好提高起征点和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工薪阶层税负，提升消费能力。其中，要推进更加明显的降费，主要是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到16%。

“目前小微企业的活力很强，但我们还要继续帮助它们。”刘昆表示，今年财政部将通过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的获得感。他透露，享受减税优惠的企业共有1798万户，占全部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上，其中98%是民营企业。

有观点认为减税降费可能造成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对此刘昆回应称，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要做到开源和节流。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施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财政收入增速将有所放缓，而财政支出刚性较强，收支平衡压力较大，但财政部将通过统筹收入、赤字和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方式，加上实施中央和地方压减一般性支出、收回长期沉淀资金等措施。他表示，今年财政部安排财政赤字2.76万亿元，同比增加3800亿元，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同时还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同比增加8000亿元。

在节流方面，刘昆表示财政部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全过程，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做好预算绩效调控，及时纠正偏差，尽早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更好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违法违规举债融资将终身问责

刘昆表示，虽然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但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提高，去年对地方的税收放缓和转移支付增长率是8.2%，今年预计提高至9%。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有保有压，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地方债务问题是刘昆发言中另一个重点。刘昆称，2018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8.39万亿元，债务率为76.6%，远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线，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但刘昆强调，今年财政部将坚持疏堵并举，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的增量，对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发现一起、问责一起、通报一起，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妥善处置隐性债务存量，督促高风险事项，尽快压减隐性债务规模，降低债务风险水平。”

刘昆在讲话中提到，聚焦打赢蓝天保卫战等七大标志性战役，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今年将安排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600亿元，增长35.9%，统筹兼顾、标本兼治，聚焦京津冀等重点区域的突出环境问题，实施北方城市清洁取暖试点，支持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等工作，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此外，刘昆还提到对扶贫攻坚战的投入，他表示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260亿元，同比增长18.9%，增量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其他相关转移支付和债务限额分配也继续向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倾斜，重点支持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

央行行长易纲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金融业自身发展需要

央行行长易纲表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金融业的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的自主选择，这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金融业三大职能决定要扩大开放

易纲表示，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服务业。金融市场有三大职能，第一大职能是有效配置资源。我国的储蓄率高，如何把巨大的金融储蓄有效地转化成金融资产，配置在各种金融产品上，是金融配置资产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会在中国金融市场配置一部分资产，包括世界各国的央行、基金管理公司和养老金等。所以，我国金融市场需要有序开放，使得外国和国内的投资者能够更方便有效地配置资产。

金融市场的第二个职能是管理风险，主要是通过价格发现和提供各种各样的工具来进行风险管理。金融市场每天交易需要不断进行价格发现、进行准确的定价。如果用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无风险利率，金融市场上，金融产品、金融交易可以把各种风险溢价进行定价，准确地传导信息。同时金融市场要提供各种金融对冲工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使得市场主体买得进、卖得出，能够进行有效套期保值，对冲风险。当前，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以后，会发现我们的对冲工具、衍生品和其他金融产品还须进一步发展。

金融市场的第三个职能是提供金融服务，主要是服务于老百姓和企业。易纲强调，专业化金融服务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节约时间。易纲举例称，20年前，居民要缴纳电费、水费时，需要跑好几个地方，可能要花半天时间；10年前，居民可以去银行缴上述费用，大概要花一个小时；今天再交这些费用，居民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手机移动支付，只需五分钟。“这些时间的节约，跟我在餐馆里吃饭比我自己做饭节约时间，出去买衣服比我自己做衣服节约时间，在道理和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金融本质上是一个竞争性的服务业”。

要实现金融市场制度性开放

易纲同时提出了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五点考虑。

第一，坚持金融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要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等方面，对中外资金融机构给予同等的待遇和同样的监管标准，要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开放，要进一步完善境外合格投资者制度，完善沪港通、深港通。

第二，要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皆可依法平等地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和业务。

第三，完善金融市场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的开放。加快相关制度与国际的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的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审批效率，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和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做到规则简约透明。

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中外资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扩大市场准入，同时又不断完善监管，使得监管能力和开放程度相匹配。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正研究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提出制度型开放是顺应中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新要求，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大势的需要。

钱克明首先解释了制度型开放的内涵。他表示，过去我国更主要依靠丰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但现在我国要素禀赋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必须要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因此，钱克明认为制度型开放是更加深入的开放、更加全面的开放、更加系统的开放和更加公平的开放。他表示，现阶段要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向改革要红利，向制度要红利”已经成为共识。

在推进制度型开放方面，钱克明表示商务部将推动落实一系列工作，包括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

钱克明表示，大多数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协定，以及我国双边投资协定，都是采取负面清单形式进行外资准入管理。我国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也是对接国际通行的准则，就是在清单之外的领域，一律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管理，不再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从2013年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到2017年推广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负面清单越来越短，目前只有48项，今年商务部还在研究进一步缩减。”

钱克明提到，近期《外商投资法》已经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这部法律确立我国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他表示，在制定实施外商投资法的基础上，商务部将推进三项工作，一是对现行与准入前国民待遇不相符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二是对大量实际外商投资的行政法规、地方性的法规，以及部门的规章进行相应的调整；三是尽快制定更加细化的配套法规规章，保障外商投资法政策落地。

A12-A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陆一夫 A12-A13版图片/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