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顿：人类的预期寿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死亡率也大幅下降，尤其是二战以后的60多年里。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卫生条件的改善、食品和清洁用水的保证、疫苗和抗生素的作用，胎儿存活率大大上升，儿童夭折率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得益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类寿命得以延长，死亡率大大下降。

网易研究局·大师：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所以在你看来，人口增加是否会加剧贫困问题？

安格斯·迪顿：这种思维方式是普遍存在的。大家似乎是这样理解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人口增加，那么每个人所享有的食物等资源就必定会变少。

但事实上，资源总量并非总是固定的。很有可能这部分增加人口能够带来更多的食物或资源，虽然多了“一张嘴”，但也多了“一双手”。所以，人口增加与引发贫困之间，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题，而是应该取决于用于人口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与这部分新增人口的收益之比。

要知道，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是新兴经济体减贫的最主要原因，一些东南亚国家所取得的减贫成就主要归功于高速的经济增长，而非减贫制度和扶贫政策的设计。

基本上，每个孩子的降生都是父母理性思考后慎重选择的结果。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地区，当生养孩子的成本都由家庭自身负担时，父母肯定会仔细衡量好自身的成本和收益。

新生儿的出生或许会影响到家庭其他成员现有资源的分配，而且没有哪个孩子能够一出生就能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孩子越多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越好，但考虑到未来的经济前景、以及为人父母的那份欢乐，我们完全可以从增加幸福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人口的增加却可以带来新的思维方式与生产方式”

网易研究局·大师：有人说，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您怎么看呢？

安格斯·迪顿：这句话，在我看来，不对的一面要大于对的一面。虽然全球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间的不平等，但全球化带来的大部分好处是值得欢迎的。至少，我们不应该指责全球化，否则就与指责进步无异。

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是好？是坏？这取决于它如何产生以及带来了什么。就和“贫困怪圈”一样，穷导致吃不饱，但并不是吃不饱导致穷。

当考虑到全球化时，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世界人口一直在增长，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但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在过去三十多年内减少了十亿多，是全球化让很多人不再生活在贫困之中，让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也获益。因为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变得更加便宜，人们选择的种类更多、余地更大了。

在这里我们要考虑人们真实的实际收入水平。旨在逆转全球化的政策必将导致真实收入下降，因为商品会变得更加昂贵。增长依赖于全球化和合理的不平等。我们不能忽视受伤害的人，但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修补”不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网易研究局·大师：合理的不平等怎么助力经济增长？

安格斯·迪顿：你们常说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平等也同样如此，其影响有可能是负面的，也有可能是正面的。比如，既得利益者为了阻止后进者的追赶，抽掉了后进者向上行进的梯子，破坏了创新的步伐，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负面的。有时候，不平等会带来更高层次的善。遭受不平等的人群，会想办法去填补贫富之间的差距。比如贫困地区的人们看到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力量，他们就会送孩子去上学，接受教育。除此之外还一定要注意，不平等不只体现在贫富方面，还体现在福利分配方面。

网易研究局·大师：很多资源都是有限的，比如空气和水，再比如学校的座位和医院的床位。人口过多，的确会影响人均配比。

安格斯·迪顿：从人类最初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上千年的繁衍与发展，人类才在19世纪第一次实现人口破10亿。在随后的125年间，人口又增加了10亿，也就是说在1935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有20亿人口。在短短的25年之后，人口又增加了10亿，也就是说在1960年前后，我们有30亿人口。

但人口的这种高速增长并没有让世界陷入贫困和饥荒，相反，大量人口实现了脱贫。如果你觉得“一张嘴”和“一双手”还不够，还不足以带来很多改变的话，这些新增人口的新创意、新想法可以提高每双手的工作效率。新想法可以共享，所以不必人人都是天才，只要一种有益的理念在各地得到实践，那么受益的就是使用它的所有人，而绝非仅仅是这种理念的创造者本人。

更多的婴儿诞生，意味着人人都要承受新增人口的成本，比如拥挤的学校和医院。但是，人的增加却可以带来新的思维方式与生产方式，而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人类摆脱贫困的工具。这些新的益处累积起来毫无疑问将远远超过新生人口所需要的成本。

“老龄化现象并没有降低中国人的幸福感”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老龄化问题？

安格斯·迪顿：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4亿，正快速步入老龄社会。这很正常，经历过人口过渡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会出现生育率下降，老龄化指数，也就是老年人口数与少年儿童人口数的比例逐渐攀升。可喜的是，老龄化现象并没有降低中国人的幸福感，反而在45岁达到低谷后，幸福感随着年龄增长稳步上升。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增强了幸福感；

二是老年人通常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或有一定的的积蓄，子女现阶段的收入普遍都高于父母曾经的水平；

三是越来越好的医疗条件、保障措施，包括预期寿命的提高等，都进一步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

网易研究局·大师：中国在人口过渡的过程中，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安格斯·迪顿：在人口过渡中，生活与医疗保健安排必须相应做出改变。

首先，要让中国人民对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安全感，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从而为消费升级带来很大的机遇。

其次，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用更好的教育、医疗等条件提升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再次，中国应该构建适合自己的医疗体系和健康产业，可以借鉴别国经验但一定不要照搬。中国健康产业只占经济总量的4%，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安格斯·迪顿：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的发展有目共睹。对比多个国家的GDP增速情况发现，从60年代开始，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GDP增速基本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虽然在过去10年间增速有所放缓，总体来讲依然呈上升趋势。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企业家的创新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企业家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推动创新发展。这个好趋势应该延续下去，不仅要学习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自身也要不断创新，不应过于小心翼翼。

“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大致处于中等水平”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曾研究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在您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的幸福感是否挂钩？

安格斯·迪顿：在进行各国幸福感的比较时，直接询问人们的自身情况或许比用货币指标衡量要更加真实可靠。除了物质，幸福还与健康、教育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从研究数据来看，财富并不等于幸福，收入超过一定数额后，幸福感并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急剧增长。

网易研究局·大师：在你的研究中，中国人民幸福吗？中国存在“幸福悖论”吗？

安格斯·迪顿：根据坎特利尔阶梯理论，在幸福指数从0到10的评分中，非洲国家一般在3-4，而美国基本在7-8。从中国搜集到的数据差异比较大，平均值是5.3。总体可以认为，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也许你觉得这一数字并不高，但相比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在盖洛普第一次收集这个幸福指数时，中国的平均数只有4.6。

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间高速增长，居民的幸福感也在逐步增加。经济的增长与幸福感的获得并不矛盾。所以，在中国没有数据能表明增长和幸福感提升是矛盾的。

安格斯·迪顿简介

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在那里他是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就展现了过人的计量才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影响力无人可比，为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级微观经济大牛（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美国经济协会(AEA）前主席，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包括Frisch Medal（奖给Econometric近五年最佳论文作者）。2015年10月12日，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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