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商业银行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在姜建清看来，国有大行必须直面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这两大难关。
3月12日晚，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公司治理”和“战略转型”，同时也是几位国有大行股改操盘手的频繁提及的字眼。
当晚，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原工行董事长）、戴相龙（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委员肖钢（原证监会主席，曾任中行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农行股改操盘手）等现场讲述国有大行股改历程中的秘辛，许多细节和资料首次披露。这场改革对当前国资混改和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怎样的启发？
大行国有股比例应适当下调
上一轮国有大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市场化的法人治理体系。当时国有大行的公司治理经常会被指责“形似而神不似”。
这种质疑，如今虽然不覆存在。但公司治理依然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永久性的话题、持续性的挑战。
改善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联通混改，如今已是深入人心。2018年亦被称为联通混改元年。然而，银行业的混改试点，可能还要提前两年。
2015年6月16日，交行公告收到央行《交通银行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关于做好交通银行深化改革工作的通知》，该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尽管深化改革涵盖多个方面，但当时市场倾向于认定其为交行混改方案的落地，视为大突破。
时间并没有过去太久，“交行混改”的提法很快便淡出公众视野，交行更愿意提的关键词是“深化改革”，而非混改。
如今，“混改”旧事重提。
在3月12日晚的会议上，肖钢明确提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可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试点既可以在集团层面进行，也可以在大型商业银行下面选择一些子公司或者事业部制进行，以吸引民营资本包括国外资本共同规范公司治理机制。怎么样实现境内外、表内外和母子公司集团并表的全面风险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
戴相龙也提出建议，认为五大行应继续适当降低国有股比例。
他认为，积极改善大型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要正确处理商业银行与各方面关系。然而，到2017年底，在五家银行的净资本中，国有资本占比平均为68%，有的银行高达85.2%。在适当降低国有股比例的前提下，政府部门通过董事会体现国有股所有者的意愿，但不可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
有意思的是，在此次会议上，几位操盘手不约而同的对地方政府参股地方银行提出意见，他们认为，地方政府不宜过多入股地方商业银行，应鼓励自然人和企业入股银行。
戴相龙便直言，以往地方政府入股银行是迫不得已，是在当时对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救助过程中产生的，是政府的责任。但地方政府要做的事太多，入股银行后，尽管没有参与经营，但外界可能把政府看成是承担责任的。
戴相龙认为，即使地方政府要参股，也只能是至多5%的股权，否则后续问题非常多。
几位操盘手同时提到，地方银行应有合适的定位，或者为合作社服务，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或者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在城市要做好市民的银行，在农村要做好农民的银行。”姜建清说道。
提高直融 银行应角色调整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银行业防控风险、服务实体、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银行改革？
“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中，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姜建清表示。
姜建清表示，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尽管金融风险与市场环境变化相关，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但过度扩张、盲目创新，忽视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忽略风险防范才是罪魁祸首。“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
“国有银行需要全面转变经营管理理念，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肖钢表示，在增加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的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在近年发生很大的变化，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约50%，这意味着很多业务是非贷款的其他多元化业务带来的。老百姓的钱不简单放在银行存款，还要购买很多理财产品，因此要拓宽投资渠道。基于商业银行的客户基础和技术手段，能够在金融脱媒、融资结构转换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潘功胜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城市商业银行要回归本位，要立足当地，立足小微。
在当前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外国综合型投资银行的竞争力更强。戴相龙建议，可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兼并收购境内中小型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非银行金融业务收入占全行比例超过15%后，把大型商业银行改为大型银行控股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