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在我看来，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很多政策没有严格按照科学的路子去制定。

对美国内部而言，我很担心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美国人民未来的生活水平。因为现在很多特朗普的政策是与科学和真理反其道而行之的。

对美国外部而言，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我们应该顺应，然而特朗普的做法必然会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全球的供应链已经初具规模，打破这种全球供应链，代价极大。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前面提到，全球化遭遇了危机。不管是何种政策的制定，必然都是个慎重的、多方权衡的复杂过程。为什么还会出现危机呢？

斯蒂格利茨：我们现在塑造全球化的形式，包括欧盟构建欧元区的方式，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如果你学过经济学，你一定知道课本上的很多模型都是假设风险为零，所以经济学家们的模型很多时候都在假定风险为零，而事实上风险是无处不在的，开放的市场就更增加了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功能齐全的经济体，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失业了，也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通常进口对失业的影响高于出口创造就业岗位的正面效果。与贸易相比，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应该对失业负责任，贸易的影响更多是关于生活水平的。

不论是贸易一体化还是全球化，都主张更大的经济体量可以让发达经济体更专业化地分工，然而福利的增加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

两个国家间进行贸易，如果两国收入水平相当，比如美国和欧盟，贸易是可以增加产品的多元化，但这并不涉及分配，这就导致现在的贸易并没有惠及到每一个人。如果富国和穷国进行贸易，收入分配将受到很大影响。

如果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那么美国对低技能劳工的需求就会下降，所以这部分工人的工资会下降、不平等也会跟着扩大。

网易研究局·大师：但很多人认为，全球化让大企业的利润增加，技术进步才是现在导致不平等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您怎样看？

斯蒂格利茨：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全球化确实使得技术进步的效应扩大。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也会对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产生不好的影响，依然会增加不平等现象。

网易研究局·大师：上任以后，特朗普在全球范围内打出一整套组合拳，以期降低贸易赤字。但美国商务部上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贸易赤字2018年又破纪录，达到6210亿美元，为10年来最高水平。为什么美国的贸易赤字会越来越高呢？

斯蒂格利茨：总体来看，美国的贸易赤字主要是由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决定的，它受美国国内投资和国内储蓄的多重影响。

特朗普的组合拳，例如减税法案会增加财政赤字、减少国内储蓄，所以美国的贸易赤字会扩大，这种扩大包括含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使商品价格普遍变得更加昂贵，另一方面，很多国家都有采取反制措施，这就很可能导致进口和出口的双重下降。当进口额与出口额都在下降时，想要调节贸易逆差是很难的。显然，当局者没有思考好这个问题。

网易研究局·大师：特朗普施政政策的重要一条是提高国内的就业水平，缩减不平等现象，执政三年了，他做到了吗？

斯蒂格利茨：在我看来，美国的经济已经不再服务于大多数美国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依然很严重，最底层的那部分人民的收入水平和6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几乎没有增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富裕的那部分人的收入增长非常明显。在我看来，特朗普和共和党人设计的的税收改革，加剧了现行税法的缺陷，美国最富有的0.1%的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创100年来最高，其中，最富裕的两个家族，坐拥2502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35%的美国人的财富总量。可以说，美国现在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基本上都被最富裕人群吸收了。

不平等的加剧意味着总需求的下降，因为处在财富分配顶层人士的消费与收入之比往往小于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士。这些对美国经济来说，都不是好兆头。

除此之外，这种压力、不安全、不平等还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人们的寿命。

2015年，美国人均寿命出现了有史以来的首次下降。那些社会最底层的、学历不高的人，死亡率的上升速度惊人。

我上次看到类似数据还是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当时的数据显示，由于苏联解体的种种影响，经济体的GDP减少近了1/3，人们的预期寿命降低了2年。现在没有疾病和传染病肆虐，吸毒、自杀、酗酒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这说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其实是有问题的。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状况让我们不得不对经济的发展轨迹进行重新思考。在运转失灵的时候，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仅仅将目光投向那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是无法改变经济运行模式的，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等问题。

“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打造更有竞争力的经济”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曾在《名利场》上撰文称，从2015年开始，世界将进入“中国世纪”。您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么？

斯蒂格利茨：当然。我很看好中国的未来增长。虽然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很多难题，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也不能否认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

当时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以购买力评价法（PPP）为指标计算得出的。在我看来，单纯比较不同经济体的GDP并不能真正反映国家的真正经济实力，如果将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那么可能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当地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作为评价估值。这个指标非常复杂，复杂到过去20年世界银行也只做出过三次报告。在2014年的报告中，我们得出了这一结论。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打造更有竞争力的经济。

网易研究局·大师：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发力点应该在哪里？尤其是在中国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

斯蒂格利茨：首先，在提振人均生产率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之前义务教育的红利初见成效，扩大的高等教育也会给中国发展输送人口红利。

其次，中国女性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了劳动力市场中，这本身也从侧面缓解了这一问题。

再次，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提高生产效率和鼓励创新，大力提倡创新型社会，让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即使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人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医疗服务更到位，预期寿命更长，让想要延迟退休的人继续发挥“余热”，也是可以应对这一问题的。

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简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24岁时，本科毕业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他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1979年获得约翰·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还帮助IPCC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及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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