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 东方IC 资料图
3月12日晚，“CF40 孙冶方悦读会”第11期在北京举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结合《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回顾了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历程。
姜建清介绍称，《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一书分上下卷，上卷是国有银行股改的“正史”，今年年初已经发行上市；下卷是20多位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者、组织实践者和亲历者的访谈录，4月份也将发行上市。
这本书在人民银行和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支持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组织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近50人的写作班底，采访了近30位当时亲历股改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征询了37位顾问和50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最终撰写而成。
股改是中国国有银行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姜建清从四个方面总结和研究四十年来金融行业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经历三次重要转折，股改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头30年里，中国仿照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是财政体系而非金融体系担当了分配资源的核心功能，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
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凸显，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原来由财政负责安排的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1982年比1978年减少了64.5%，1979-1982年间，工商企业增加了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有82%是由银行贷款供应的，只有18%是财政拨款增加的。1979年，银行开办了第一笔技改贷款，1981年起，国家实行了“拨改贷”改革；1983年，又改革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家管理，改为由人民银行一家管理。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农中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单独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
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这是金融业发展的第一次转折。
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进步。国家开始不断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推动经济增长，初期银行业也通过增设机构、放权让利、扩大业务范围和改革资金管理，来搞活金融、搞活经济。在改革的前十多年（1978-1990年）中，信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38%，经济增长率达到14.6%。信贷的过度投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于是，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开始显现。
20世纪80年代出现两次经济“过热”，1993-1995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通胀率达到24-25%。面对经济金融过热混乱的形势，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过快增长，从1994年开始相继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大力改革。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各种自办经济实体脱钩。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初步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规范金融行为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相续出台，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之后保持了20多年通货膨胀较低水平的宏观金融环境。
在微观金融层面的问题也逐步开始凸显，商业银行贷款成为社会融资主渠道后，不良贷款也伴随出现。从1984年到1990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资产质量下降。大多年份不良率在10%以上，到80年代末期达到15%，到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20%以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高度重视金融风险。1997年底的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国家从开始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一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彻底搞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底数；三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14万亿元），走出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重大一步；四是成立金融党工委，建立国有银行系统党委，屏蔽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当干预。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
2002年年初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出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的重大决策，决定利用中国入世过渡期5年的时间，背水一战，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体制问题和不良资产高企、竞争力低下问题。“内忧（不良贷款）外患（加入WTO后外资竞争）”下，推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国务院于2003年12月30日召开常务会议，确定选择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试点，并于次日对中、建两行进行了注资，就此拉开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幕。在中、建两行股改试点和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国务院于2005年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并于2008年顶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果断推出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由此，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全部成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实现了由国有独资银行向国际公众公司的嬗变。
国有银行始终围绕邓小平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
姜建清强调说，40年来，国有银行始终围绕邓小平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由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有控股股份制银行，经历了企业化改革、商业化改革，最终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了市场化经营。
姜建清总结经验称，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建立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机制，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取代旧有的政府机关式的管理模式；建立风险自担的内控机制以真正解决风险软约束问题；确立市场导向、利润为主的经营目标，杜绝行政干预下的财政化经营行为。正是由于国有银行股改始终围绕重建市场化经营机制这个核心，在完成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的同时，国有银行将精力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风险管理与内控机制建设。实现了在国家控股基础上的产权多元化，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基本架构，加强党委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改革的底线。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中，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作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
姜建清总结指出，2005-2017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年创利规模从1226亿元增长至9800亿元，增长了7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7%，创造了盈利增长的“黄金十年”；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2.7%，高于同期净利息收入增速9.8个百分点，占比由7.9%提升至18%；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在境外共设立了超1200家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近20个国家共建立了160多家分支机构。股改以来，五行一级资本总量从2005年的1175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9853亿美元，工农中建四行资本、盈利规模跃居世界前10强。
最后，姜建清认为，当前大型商业银行正处于经济周期、行业周期、科技周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改革还任重而道远。要高度关注多元经营下的银行公司治理，在做好“机构监管”、“准入监管”的同时，突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协同监管，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