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商投资同样如此，尽管中国承诺会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但他们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我到这里投资能不能得到一个持续稳定的保护”是外商最关心的。针对他们的这些关切，中国必须要有一部公开透明、长期稳定的法律来保护其合法权益。

《21世纪》：此次外商投资法草案设立了专章来规定投资保护制度，针对外国投资者普遍关心的征收和补偿、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问题，草案也都作出明确的规定。怎样看这种变革？

魏建国：原来的“外资三法”提到了鼓励投资，但都没有提到投资保护。中国需要制定一部稳定的法律，保护外资权益，打消投资顾虑，改善市场预期，提振投资信心。

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也是部分外资企业关注的一个焦点。对此我们需要做出澄清，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引进资金的同时也引进了先进技术，这并不是强制技术转让，而是市场契约行为，因而彼时欧美并无异议。现在唯一不同的是，40年后的中国与其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有自己的想法和担忧。

中国要向外资企业传递一个信号：中国和所有国家一样都希望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但我们从来都不会强制转让，而且愿意将这一承诺上升到法律高度，中国也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而纠正一些偏见，消除外资由此而来的顾虑，让他们在华投资吃下一颗“定心丸”。

吹响制度型开放冲锋号

《21世纪》：“三法合一”将实现从“逐案审批”的管理模式过渡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怎样看这种变革？

魏建国：这意味着，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来一个审批一个”这种外资管理模式已经严重与时代脱节，以后这些都将转向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这也是中国主动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过程。

此次草案对于“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及“负面清单”做了更加清晰、明确和充分的说明。草案规定，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外国投资者不得投资；限制投资的领域，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

这种转变更加强调法治化环境与公平的重要性。中国将以法律为基准，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制定外商投资法也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一次“新的飞跃”。“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像是一把尺子，衡量着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21世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能否谈下对这两种开放的理解？

魏建国：实际上，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商品、要素流动式开放还是要有，但会把更多着力点放在制度和体制的开放上。

这是因为，商品、要素没有法治的定义，随意性很强，透明度也不够；而制度型开放更注重法治化的建设以及常态化的开放。比如此前一些地方免除劳保费用等引资政策就是前者，而在法律上保护外商投资，构建制度上的常态化保障就是后者。

《21世纪》：此前，各级政府出台了很多吸引外资的政策，此次则出台了一部统一的法律，这将带来哪些改变？

魏建国：以前，外商投资都以地方政府为谈判对象，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在土地、税收、社保、补贴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这些政策都是差异化、选择性的，未来将向普惠化的制度建设转变。

此次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也将保护外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比起此前各地方政府的随意性和不透明性，法律的认可可以避免很多“新官不理旧账”式的不必要纠纷，消除了很多隐患，提高中国投资环境的开放度、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21世纪》：这次外商投资立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魏建国：当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年后的第一年，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潮流。此时，我们高标准地推动外资立法，就是要向全世界彰显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这一决心绝不动摇。

从内部看，外商投资法吹响了中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冲锋号。中国高质量的发展需要制度化的对外开放，这需要营造公开透明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中国将进一步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更多领域出台一些配套措施，打消外商投资的顾虑。

我预计，新法出台后，外商投资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增长：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超过13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856亿元，近年很可能会超过15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则超过10000亿元。

40年前改革开放开启了外商在华投资的“第一个春天”，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将开启外资领域新一轮的更高水平的开放，我相信，外商在华投资将迎来“第二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