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导读
刘昆表示,管控好新增项目融资的金融“闸门”。因为各级政府是很多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财政从出资人的角度提出要求,对没有稳定经营性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或没有合法合规抵质押物的项目,金融机构不得提供融资。
2019年政府重点工作列出之后,财政如何支持,显得尤为关键。
3月7日,在全国人大举行的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刘昆与副部长程丽华、刘伟介绍了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
刘昆表示,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通过“放水养鱼”,用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他还指出,我们去年的减税在国际上很少见,今年的数额更大。减税降费数额近2万亿元,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一年减税额能达到这么高。
减税规模或超1.4万亿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对外明确,2019年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增加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刘昆表示,深化增值税改革是今年减税降费的核心内容。2019年减税降费措施以减税为主体,大约占七成,减税中又以增值税降税率为主体。由于2018年减税翘尾影响等,今年实际减税额会高于公布的年化预测数。
言下之意,2019年增值税降税率、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落实修改后的个税法等,减税规模可能会超过1.4万亿元(占全年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的七成)。
减税受到企业界普遍的欢迎。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以他所在的海信集团举例,2018年海信集团实现收入1266亿元,缴纳税收87亿元,整体利润69亿元,纳税额是利润的1.26倍。对竞争充分、利润率偏低的制造业来说,在经济环境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和经营压力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减税降费非常迫切而必要。
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指出,制造业增值税从16%降到13%,这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通过减税降费,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和利润,会形成很好的预期,增加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税率下调幅度最大的制造业,覆盖了包括食品加工制造业、纺织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家电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诸多细分行业,涉及到食品、服装、药品、电子产品等大量日常消费品。
增值税附加在消费产品和服务上的间接税,增值税税率的下调,还会带来相关产品价格的下调,带动国内消费。2018年制造业等增值税税率从17%下调至16%,就已经带来降价效应。公开报道显示,2018年包括成品油、手机厂商、汽车厂商等,都曾因增值税降税率而下调产品价格。
加大民生领域支出
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要求加力提效,除了减税降费外,财政还将加大在重点民生领域的投入。
刘昆表示,2019年将继续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拟安排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13万亿元,同比增长8.7%,重点增加对脱贫攻坚、“三农”、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民生等领域的投入。
这些跟民生福祉密切相关,比如近年关注度很高的雾霾治理等。2018年北京蓝天比例有所提高,跟财政加大投入有关。
刘伟介绍,去年中央财政安排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0亿元,这是2013年的4倍。今年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再增加50亿元,增长25%。
25%的增速,反映了政策的倾斜。因为在减税降费、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背景下,财政收入增速趋缓,即便增加赤字规模,今年中央本级财政支出预计增速为6.5%。
扶贫攻坚,也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之一。今年拟安排专项扶贫资金1261亿元,同比增长18.9%,连续4年保持200亿元的增量。程丽华表示,将优化扶贫资金投向,进一步强化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的投入保障。
当“铁公鸡”、打“铁算盘”
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减税降费、加大支出力度等,需要财力支撑,同时也得直面收支矛盾加剧的困境。刘昆表示,解决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我们要当“铁公鸡”,不该花的钱“一毛不拔”。同时,我们也要打好“铁算盘”,把该花的钱花好,花在刀刃上。
去年由于宏经济增速放缓,部分地区在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方面出现了困难。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以及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背景下,今年部分地方的支出压力可能会加大。
为了让减税降费落到实处,中央将加大对地方财力的支持。比如,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将达到7.54万亿元,资金会向财力薄弱地区、中西部地区倾斜。
“我们要求地方过紧日子,不是说要求他不发放工资。”刘昆直言。此外,今年财政部还将把帮助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支持增强基层“三保”能力作为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来抓。
地方债风险,也是财政要积极防范的重要风险。截至2018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18.39万亿元,债务余额和综合财力比是76.6%;加上中央政府债务,全国政府债务余额是33.35万亿元,政府债务和GDP相比,负债率是37%。这些债务指标都要低于国际通行标准,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至于部分地方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所产生的政府隐性债务,财政部采取了诸多举措,包括遏制增量、化解存量、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加强监督问责等。
遏制增量方面,刘昆介绍,财政部对各地财政包括融资平台进行监控,出现变相举债行为,马上进行问责,加大财政约束力,抑制地方不具还款能力的项目上马。同时,管控好新增项目融资的金融“闸门”,因为各级政府是很多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财政从出资人的角度提出要求,对没有稳定经营性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或没有合法合规抵质押物的项目,金融机构不得提供融资。
刘昆表示,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下一步,将严堵违法违规举债的“后门”,给地方政府债务戴上“紧箍咒”,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