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周明(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
“知者顺时而谋,愚者逆时而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和长远发展作出的重大谋划,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的高瞻远瞩与深谋远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正式发布,标志着大湾区建设实现了从战略构想到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和新跨越。规划纲要将指引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一流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还承担着“国之所需”的厚重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大湾区区域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统一的高度审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担当的多重国家使命。只有从“国之所需”的高度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使命,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实践,确立五大战略定位
湾区作为地理概念与经济现象在区域发展布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引擎作用。国际上著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湾区,作为 “金融湾区”及“科技湾区”和“产业湾区”的代表都是驱动技术变革、带动区域增长、引领全球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在充分酝酿调研、充分借鉴国际湾区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谋定后动审慎确立的。
国际一流标准的城市群是湾区建设的立基载体。当前,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进一步发挥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现有优势,对于推动新一轮高难度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以体制机制创新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城市化整体水平具有重要辐射带动作用,而这一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必须倚赖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先进湾区的第一驱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规划纲要着眼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明确提出,必须立足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扎实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研发与产业创新优势,破除影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进一步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高水平开放是成就国际一流湾区的必由之路。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从内外部两个维度来看。对外要发挥其在国家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动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在与东盟的对接上具有其他省市所没有的优势。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很好地发挥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撑的作用。对内则主要发挥推动内地与港澳在高效利用重大合作平台、探索协调协同发展新模式、深化全面务实合作、推动要素便捷有序流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粤港澳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提供示范。
惠商惠民的生活环境是世界级湾区的普遍特征。规划纲要不仅聚焦经济热度,同时还具有社会温度;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其建设要惠及普罗市民,满足大众对湾区内创业空间与生活空间完美融合的双重期盼。粤港澳大湾区将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纳入战略定位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国民开始更加关切并追求美好生活的诉求。人文湾区、健康湾区、休闲湾区、健康湾区、美丽湾区等更加突出人本主义,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和文化包容,更加聚焦绿色文明和生态环保,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便利学习、就业、创业、生活。
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建设实践,并不是要因循固守,而是要立足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新的时代背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自身优势,大胆进行制度创新。粤港澳大湾区五大战略定位的确立,是其创新转型的主要方向,特别是从原有二区九市单一城市向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转型,以及从原有各城自顾型金融中心、服务中心、制造中心向高度协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转型,必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作出应有的贡献。
立足湾区资源禀赋实际,整合“9+2”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地区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是当前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就现阶段而言,全球范围内,除粤港澳大湾区外另有三大湾区,分别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这三大湾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与它们的对比可以显示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粤港澳湾区覆盖面积5.65万平方公里,囊括人口6800万人,面积和人口均约为其他三大湾区之和;经济总量上,粤港澳湾区年产出约为1.36万亿美元,等同于纽约和东京湾区,且经济增速达到7%,远超三大湾区;科技创新上,截至2016年底,深圳累计PCT专利69347件,在全球创新活动活跃城市中位居第二,仅落后于东京的261308件,领先于硅谷和纽约。且粤港澳大湾区已启动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建设,以加强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加快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着力打造“中国硅谷”。航运能力上,粤港澳大湾区坐拥全球吞吐量第3大的深圳港、第5大的香港港和第7大的广州港,总吞吐量是其他三大湾区总和的4.5倍,位列世界第一。产业结构上,纽约湾区被誉为“金融湾区”,金融保险业占地区GDP的16%;东京湾区被称为“产业湾区”,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达16%;旧金山湾区则是“科技湾区”,拥有举世闻名的硅谷和20多所著名大学。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更加均衡,香港是国际著名的金融中心,珠江东岸的信息产业和西岸的装备制造业蓬勃兴起,而深圳的创新能力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金融、产业和科技上,粤港澳大湾区均能对标三大湾区。应该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前期基础扎实,国际竞争优势明显。未来,粤港澳三地要立足湾区资源禀赋实际,协同域内所长,把握施策重心。
第一,做好政策共商与施策协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制度是大湾区最重要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另外,粤港澳地区的未来面临着交通规划、社会和环境治理等区域性课题。
第二,注重比较优势与跨界协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大城市群必然表现为“多圈、多核、叠合、共生”的“大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带”。大都市连绵区是以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以若干大城市为核心并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的经济联系,沿着综合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市一体化地区。这是一种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最大限度地集约利用资源的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高级阶段。大湾区的四大核心城市包括港、澳、穗、深,就大都市连绵带的发展理念和经验来看,应围绕核心城市,做好“中心—外围”的协同关系,使中心城市发挥引领作用,增强对节点城市的外溢。在此基础上,三地应按照规划纲要要求,进一步明确各城市发展定位,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发挥核心优势和跨界协同。
第三,聚焦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产业根基。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已存在一定的产业集群,例如中山市形成了机械电子、包装、灯具和休闲服饰的产业集群;东莞则存在电子行业的产业集群;广州集聚了牛仔服饰和汽车产业集群;惠州则集聚了大量制鞋工厂等。广东装备制造业已经拥有以通信、计算机及系统、医疗仪器设备、仪器仪表、输变电及电工器材、汽车、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为代表的具有国内领先地位的高端制造业。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应紧密结合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形成更加高端的制造业产业集群。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支撑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必须充分发掘港澳服务业高度发达的优势,推进服务业领域务实高效合作,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要按照规划纲要关于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发展短板,推进商务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发展,推动健康服务、家庭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向高质量方向转变,以航运物流、旅游服务、文化创意、人力资源服务、会议展览及其他专业服务等为重点,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第四,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可谓切中粤港澳未来发展要害,对于三地以命运与共、包容开放、互惠共赢心态凝聚价值共识,营造良好人文环境,增强大湾区民众向心力和文化软实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心理支撑,更好推进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优势,以湾区人文精神和文化软实力培育为重点,深化和巩固湾区共同体意识。同时,要以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为抓手,打破跨界壁垒,提升双向开放市场化水平,真正做到贸易便利化、投资双向化、金融一体化和人才流动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