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数据透露的信号，再加以对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我认为，未来几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为低增长、低通胀。

从美国的财政政策方面来看，据美国金融机构估算特朗普减税在2018年对经济带来了250亿美元的拉动，2019年是400亿美元，到2020年将降到150亿美元。因此，由减税拉动的就业和增长会逐步见顶。

货币政策方面，由于金融市场动荡、经济走势的不确定增强，2019年美联储预期的加息已经放缓，同时，意在收回流动性的缩表动作很可能在年内停止。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席勒，以及大多数美国大公司的CFO预计两年内美国会出现一次轻微的衰退。然而，美国政府缺乏回应的手段。美联储的降息空间只有250个基点左右，而特朗普的减税已经提前透支了美国的财政空间。因为2020年是选举年，控制了众议院的民主党基本不会批准特朗普政府进行财政扩张。

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很小，很难有效应对下一次全球经济放缓。在美国之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基本未实现正常化、即政策利率达到显著高于0的水平，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基本没有降息的空间。同时，2008年危机之后各个发达国家的高政府赤字和高国债问题短期内很难逆转，财政扩展的空间有限，同时高额国债还挤压出私人投资和企业融资的空间，反过来影响了增长前景。

基于这些因素，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都将面临高债务、低通胀、低增长的国际宏观环境。那么，中国稳增长、稳就业，就将主要依靠优化供给、稳定内需，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国内的经济活力来实现。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全球央行转向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的压力继续减小，中国货币宽松的空间扩大。

再看看国内的情况，新近公布的1月份数据则有喜有忧：价格数据继续放缓，1月PPI同比0.1%（预期0.3%，前值0.9%），CPI同比1.7%（预期1.9，前值1.9）；进出口数据强于预期，进出口总值同比-1.5%（预期-10.2%，前值-7.6），其中出口同比9.1%（预期-3.3%，前值-4.4%）。

货币增速保持稳定，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8.4%（预期8.2%，前值8.1%）；同时融资规模大超预期，1月新增贷款32300亿（预期30000亿，前值10800亿），社融46400亿（预期33070亿，前值15898亿）。

国内经济方面， PPI和CPI通胀的下降说明需求方面继续呈现困难，但同时进出口数据以及非周期性的消费也表现了一定的韧劲，过度悲观是不可取的。

目前中国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扩大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体现在去年一系列降准和多渠道发力后1月的社融大增，在2019年开局就出现了“稳货币、宽信用”的积极势头；二是积极的财政支持政策，尤其是专项债支持的基建项目持续落地；三是减税，包括了今年1月全面落地的个税改革，以及已经推出和正在筹划推出的几轮企业降税减费。

目前中国经济远非出现断崖式的失速，就业也保持了稳定，预计决策者会观察已经推出的政策组合的效果，经济基本面并不需要央行在当前就考虑降息，因此，市场应对货币政策宽松方式有理性的预期，更多关注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作者介绍：

唐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9到2017年在美国的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任教并取得终身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中国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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