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省区市“两会”的陆续召开，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全部出炉。
《财经》记者通过梳理发现，有20多个省份都调低了2019年GDP的预期增长目标，绝大多数省份都提出要发挥稳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补短板的关键作用。
2018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63.56万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为5376亿元，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等专家表示，现在中央财政实力比地方强很多，建议2019年中央政府加大投资，这样既可以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还能起到撬动社会资本的作用。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提示，现在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量庞大，因此，有必要在强调稳增长的同时，规避个别地方政府的无序举债行为，切实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投资有望比去年强劲
在中国31个省区市中，西藏设定的2019年GDP增长目标为10%左右，是全国唯一的GDP增长目标为两位数的省份，贵州设定2019年GDP增长目标为9%，排位全国第二。除此之外，2019年其他省份的GDP增长目标都在9%以下，吉林省排在末尾，2019年GDP增长目标为5%—6%。
《财经》记者注意到，各地在下调GDP增长目标的同时，地方政府层面上的投资力度普遍都在加大。广东、江苏是2018年GDP总量排在最前面的两个省份，位居第一的广东和第二的江苏GDP总量双双突破9万亿元大关。2019年这两个省份的GDP增速目标均有下调，广东由2018年的7%左右下调至6%-6.5%；江苏由2018年的7%以上调整至6.5%以上。在投资方面，广东2018年年初公布的全省重点项目年度投资计划为6000亿元，而2019年安排省重点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为6500亿元；江苏2018年年初明确当年要确保200个省级重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3600亿元以上，而2019年最新确定240个省级重大项目，预计本年度计划总投资高达5300亿元以上。由此可以看出，2019年，广东、江苏两大全国经济实力排名最靠前的省份都在加大投资力度。
在浙江、安徽、辽宁等20多个省份召开的两会中，都明确提出2019年要“稳投资”，要发挥投资对经济稳增长的关键作用，不少省区市开始引进和建设重大项目工程，并且在规模上较以往有所升级。比如，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将“扎实做好稳企业、稳增长工作”置顶，排在2019年重点工作目标任务的第一位，明确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全面实施投资新政，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着力推进数字经济、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文化旅游、能源环保等五个千亿投资工程，实施一批产业大项目，提升八大万亿产业竞争力；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2019年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形成经济发展新支撑”，开展“双百攻坚”行动，即推进100个重大项目加快建设、100个重点招商项目签约落地；安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为10%，将实施包括高铁、城际铁路、机场扩建、长江大桥、引江济淮等在内的一大批重点项目；黑龙江的“百大项目”、贵州的“双千工程”、江西的“大干项目年”等纷纷出炉。
在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投资是2019年“稳投资”的一大看点。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和雄安新区发展的一系列相关投资举措。比如,河北提出要加快雄石城际、京秦高速等项目建设，全力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大兴国际机场建设等；天津则提出要开工建设天津至北京新机场联络线，加快建设京滨、京唐铁路，推动京沪高铁二通道、津承城际项目前期工作。
在加快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方面，上海提出2019年将推进沪通铁路和沪苏湖铁路上海段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安徽提出要推进世界级机场群、城际轨道圈、国省干支线、油气管网统一规划和建设。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近日表示，2019年全国“投资数据有望比去年强劲一点”。
建议中央加大投资力度
按照国家统计局1月下旬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9%，比上年回落1.3个百分点。从投资的各项具体数据来看，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均比上年增长9.5％， 而基础设施投资仅比上年增长3.8%，很明显，是基建投资拖累了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地方政府的“稳投资”措施主要集中于基建投资方面。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柳对《财经》记者说，基建投资往往是托底中国经济的主要手段，但那种重点依靠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的举债投资，使得隐性债务风险越来越大，很多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并不适合再加杠杆，如果继续过度依靠地方投资刺激经济，就有可能把中国经济推向风险之中。
目前中国西部地区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最为严峻。陈柳带队做过调研，目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排在前十位的省份中，有7个属于西部省份，分别是贵州、重庆、云南、青海、四川、广西、甘肃，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地方主要就是依靠政府举债、地方融资平台举债来驱动本地经济发展。
以贵州为例，2008年贵州的GDP仅有3561.56亿元，但到了2018年已达到1.48万亿元，累计增长约3.2倍，贵州成为近十年间中国唯一一个GDP增长了3倍以上的省份。2017年下半年，财政部曾对贵州经济运行情况做了调研，发现2016年贵州的全社会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高达112.1％，位列全国第二，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9.6％，但与此同时，贵州的财政自给率却是连续三年下降，财政自给率平均不足40％。
目前中国地方财政普遍处于“小马拉大车”的困境，据王振宇介绍，从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始，地市政府的大部分财政税收就被逐级上收，现在中国市、县、乡三级政府的财权只余下不到20%的水平，但却负担7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院长高强到很多地方做过调研，发现有一些县级政府的自有财力还不到每年财政支出总额的5%，现在这些地区发展经济，主要是靠贷款和上级财政或多或少的转移支付。
对于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推进的稳投资，王振宇、陈柳等专家建议，在地方政府实施基建补短板、大力挖掘民间投资潜力的同时，中央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力度，这样既可以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还能起到带动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