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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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博弈的硝烟中，关税争端与贸易壁垒的喧嚣背后，一个更深刻的命题正浮出水面——如何锻造经济的“内生韧性”？

当外循环的不确定性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激活内需不仅是熨平风险的缓冲带，更是重构增长引擎的密钥。

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业的国内消费扩张，到大萧条时代罗斯福新政的公共工程计划，历史的刻度反复印证着一个铁律——无论是繁荣周期的顺势而上，还是低迷时刻的逆水行舟，提振内需始终是穿越经济迷雾的罗盘。

邻国日本，这个曾以“贸易立国”崛起、又在泡沫破裂后负重前行的东亚经济体，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提振内需的可靠范本：其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周期与我国存在相似性，且同样历经贸易摩擦与外部压力冲击。

今天我们就以日本为参考，来总结和复盘下提升内需的思路、手段、政策都有哪些，哪些优势值得我们借鉴，又有哪些教训我们需要规避。

01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提振内需的计划不仅仅限于广场协议之后，上世纪60年代在倾斜式生产（重能源、工业）的大背景下，日本引以为傲的外循环经济首次面临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于是在1960年的最后三天，池田勇人的第二届内阁正式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虽然政策名头很响亮，但池田勇人本质还是延循着自己竞选时承诺的执政纲领，最早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具体实施细则如今看来，依旧延续着主流经济学派的思想，总结下来与提振内需相关的有两条：

·扩大生产投资，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国民再分配收入中占比。

·充实社会资本，扩大公共事业投资。

同时，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池田勇人还补充了具体细则：生产投资侧重于农业现代化，资本开支聚焦于中小企业现代化，以及促进后进地区的开发。

日本著名的“春斗”，正是从这一时期发扬光大的。1962年“春斗”在收入倍增的大方向下，首次实现了广域普适，达到了巅峰，有181个企业工会参加，覆盖范围达到了1600万人。

虽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过度投资热潮加剧了彼时日本的通货膨胀，但单从数据层面的结果看，无疑是成功的：

1961-1970的十年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5%基本与GDP增速趋同，这也使得内需市场的消费力大幅增强，人均居民消费开支平均复合增速达到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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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实绩的对比，来源：《日本扩大内需研究》查笑梅

当然，六十年代的日本通胀抵消了部分实际购买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本质是一个相对不成熟（期间还经历了两次重新制定计划）、有副作用（通胀压力）的经济计划。

但它的历史借鉴意义重大，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了除了公共开支外的第二条路——直接提升劳动者收入分配占比，将居民收入的概念与需求市场强挂钩。

02

地产繁荣的贡献与反噬

在经历了相对成功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日本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内需市场对经济的贡献作用明显。但天不随人愿的是，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对于外部能源强依赖的日本而言，石油危机直接影响了内部市场的价格体系。

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灵活的财政政策可以缓解市场日趋紧张的供需关系，在70年代日本国家银行连续下调了利率，从6%降至4.75%，试图拉动内需市场刺激经济。

如果从结果上看，大幅度超预期降低利率确实做到了提振内需，只不过实际影响内需的路径略显曲折。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资本流入地产，1973年巅峰时，日本公示地价同比涨幅达到了惊人的30.9%。

而早在1968年，日本的套户比就达到了1.01，实现了“一户一套”，到了地产增值的巅峰时，人均住房数达到了1.15，大多数人都吃到了地产崛起的红利。

地产繁荣，极大地带动了部分有固定资产的居民资本收益，在70年代的前期确实短暂带动了内需市场的繁荣。

但地产的流动性过高，在70年代中期产生了副作用：

彼时恰逢战后婴儿潮（团块世代部分+冷漠世代巅峰），年轻人口正式步入社会和婚姻，房地产需求大增。过于昂贵的地产导致居民消费意愿大减，反噬了市场，内需出现了下滑，内需对经济贡献占比从9.9%下降至3.3%。

03

“前川报告”

70年代后期到广场协议前，日本整个经济体系基本依赖外循环（外需），提振内需的政策性纲领比较少见，直到广场协议签署，外需萎靡后，内需提振再次成为了政府工作的中心。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曾任日本银行总裁的前川春雄制定的《国际协调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简称《前川报告》。

如果从后视镜的视角来看，《前川报告》的主体构想肯定是有问题的：彼时日企外需占比过高，并且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中，权益类金融资产的占比仅为8%的低位（后25年最高也未超过20%），不足以支撑购买力的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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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9-2003日本家庭未尝金融资产结构，来源：日本统计局

因此做多国内资本市场无法直接改善企业基本面，导致通过刺激股市和地产等资本市场来塑造安全网的目标未能实现。

但值得一提的是，《前川报告》在实施细则中，除了宅地政策，城市再开发外，也着重提及了充实消费生活，其中核心的一点就是削减劳动时间，这无疑为内需提振在“钱、地”的横纵轴外，开拓了消费时间需求的Z轴。

1980-1990年中期，日本名义假期一直在增加（劳工实际休息可能并不准确），直到1992年日本政府颁布《劳动基准法》修订案，正式确立了“双休”制度。

同时在80年代90年代初，日本也尝试发行了地方振兴券（与现如今的消费券补贴类似），不准许流通但可以用来购买商品，同时针对各地方产业结构和需求不同（与大前研一所谓的道县制提振需求表述类似），细分了内需市场划分，也为提振内需的方法提供了新思路。

04

三重野康“后遗症”

90年代初，三重野康上任日本央行行长，过度的资本热潮和长期的经济高增速给予了其充足的信心，以至于日本央行在面对经济衰退，股市楼市快速下滑时，做出了过于迟缓降息动作，直接导致泡沫被戳破。

因此，千禧年之前日本为了挽救内需市场，受限于经济形势压迫，财政举措非常有限，无外乎举债。根据招商证券统计，千禧年之前日本政府累计举债超过14次，金额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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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举债统计，来源：招商证券研究所

举债的效果有限，千禧年之后，日本政府又为了弥补债务窟窿，不得不大幅度印钱，在2001-2006年，日本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增加了61%，财政政策进一步承压。

因此，从桥本政府开始到小泉政府，日本一直在试图弥补三重野康“后遗症”带来的影响，既要考虑内需疲软的经济压力，也要兼顾举债带来的赤字压力，因此历届政府基本就是围绕着财政政策实行“水面法”：

桥本政府当政之处，亚洲经济危机还未爆发，相对乐观，削减赤字改善债务成为了核心，进一步导致了内需的恶化；小渊政府和森喜朗政府面对内需恶化，不得不扩大公共投资，债务恶化；小泉政府“健骨”方针，忍受低增速减少赤字，改善债务；安倍政府再次扩大开支，陷入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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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千禧年前后日本政策波动演示，来源：锦缎研究院

一届政府加大开支刺激经济，一届政府减少赤字擦屁股，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因为缺少外部有利的经济环境，强行赤字扩大内需，并未能实际长期改善内需，直到著名的安倍经济学登场。

05

安倍经济学

作为近十年财政政策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安倍经济学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存在，我们先简单介绍下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增长性结构重组。

其中增长性结构重组中，落实的内政举措相对较少，和提振内需强相关的还是前两支箭，根据具体的政策又可以细分为：创新的负利率和QQE，以及税收政策的跷跷板。

负利率的目标很好理解，千禧年以来日本维持的低利率已经无法实现提振经济的目标了，负利率迫使银行向外放贷扩大资本开支。

QQE的目标也很好理解，疯狂印钱维持长期国债低利率，保证套息交易和日元的国际地位，同时大幅度利好资本市场，寄希望于资本升值带动消费市场。

税收政策的目的相对复杂，一方面增加消费税来缓解政府收入，一方面减少企业税负来扩大生产和资本投入，最理想的情况是企业税负下降带动员工工资收入增长，抵消消费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果，实现平衡。

安倍经济学有效果吗？短期内确有成效，日本经济在2012年前后经历了一波小阳春，突破了上世纪90年代的高点，但是非常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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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元计量日本历年GDP趋势统计，来源：EPS数据

根据四年后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对安倍经济学总结评判来看，安倍经济学在提振内需的层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总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日本居民的资产结构于欧美完全不同，国民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并不高，股票资产占比不足美国普通居民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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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8年日本、美国居民资产构成占比对比，来源：日本事务局

负利率带动的资本狂欢并未能实际传导至普通消费者身上，也就没有进一步提振内需消费的可能，企业基本面逐渐与资本市场脱轨，未能形成循环。

其次，加大行业投资和公共事务投资也好，放宽容积率也罢，公共事业投资提振内需的方法会出现边际递减，因为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承接，最终会导致“紧急经济对策”失效。

最后，企业降负税和贷款余额的增加，并不能有效弥补消费税上涨带来的影响，通过消费税上涨弥补财政压力，又通过其他渠道弥补消费税上涨的压力会导致熵增，最终得不偿失，反而影响内需消费市场。

总结而言，安倍经济学中关于提振内需的总体解题思路并没有脱离“水面法”，只不过选择了更多的水，放弃了加面的步骤，将难题抛给了后代。

其实，安倍经济学的锚点就是2%的通胀率，疫情这一特殊事件也确实带动了全球性的通胀，就结果而言，日本在疫情后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通胀。

但输入型通胀带来的后果是所有的原材料，产品，商品通通涨价。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进一步下滑，内需依旧不稳，经济增速再次回落。

安倍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印钱也有很强的边际效应。

06

总结

日本提振内需的政策和路线相对完整，不论是依托凯恩斯经济学还是罗斯福新政，增大公共开支，还是加强国民收入比重，税率调整都尝试过。

当然，现如今绝大多数日本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内需不振的主要问题，可能不仅仅只有财政政策，很大程度上依旧取决于人口结构。

行文至此，我们做一个总结：

1.日本刺激内需的所有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政府开源作文章，政策的差异点在于控制“水”的方向在哪。

2.目前来看，主流的开源方向有三个：围绕着公共事业和基建、围绕着资本市场和地产、围绕着消费者。

3.公共事业投资层面，主要的理论支持来自于上世纪罗斯福新政，基本投资方向是医疗、教育、农业、政府基建、科研和环境改造。成效较慢，但如果政府财政能够做到有效支撑，副作用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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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日提振内需计划中公共事务开支方向，来源：锦缎研究院

4.如果将股市和地产作为提振消费需求的手段，确实可以在短周期内迅速带动消费，但需要相对审慎应对资产价格影响预期。

经济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公式能够精确地测算出资产升值后有多少能够流入消费市场，但二者绝对存在强相关的关系（参考安倍前期和美国社会消费发展），因此可能会出现负作用：

地产作为投资刚需双属性，一旦资产价格与实际需求脱钩，会反噬消费市场的发展，可以参考197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

股票类金融资产具有很强的虹吸效应，一旦资产价格涨幅过快，会吸收大量消费市场的存量流动性，逐步导致消费市场疲软，企业基本面透支，可以参考当前的美国和前川报告、安倍政府中期的日本。

因此，只有通过更精密的制度设计，才能使用资产增值的手段来提振内需。

5.至少以日本的经验来看，围绕消费者补贴和提升初次分配占比是提振内需最成功的方式（当然也有经济本身向好的预期）。但是这也是所有提振内需的政策方略里最难实现的，毕竟无论是收入分配改革还是通过技术革新提升生产力，都需要长周期方能见效。

同时调整税种税率也是提振消费力和居民收入的方式之一，但如果政府本身的财政收入基底不厚，很容易陷入两难自解，政策反复的困境（参考1990年代日本），得不偿失。

另外，针对渠道和消费环节尾端的补贴（如消费券，振兴券等）可以在短期内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治标不治本，长期还是依赖人均收入的提升。

综上所述，根据日本的经验，我们认为提振内需从影响效果、速率可以类比为金字塔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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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各类提振内需的方式特点金字塔图，来源：锦缎研究院

当然，浅尝辄止的研究只能为我们提供思路框架，宏观经济之所以是社科的集大成者，正是因为再厚重的典籍，也无法穷尽多变的现实。

纵观日本半个世纪的內需突围史，政策工具箱的每一次开合都伴随着希望与阵痛的共振。公共投资的涓滴效应、资产泡沫的双刃锋芒、收入分配的改革阵痛——这些交织的线索揭示了一个真相：提振内需从无“万能公式”，唯有在动态平衡中寻找破局点。

当我们将目光从东京湾拉回本土，或许会发现，真正的答案不仅藏在财政杠杆与货币政策的精妙配比中，更蛰伏于每一个消费者的信心褶皱里。毕竟，再汹涌的浪涛，也敌不过信心铸就的桅帆。

参考文献：

【1】《内需强国：扩内需稳增长的重点·路径·政策》王健

【2】《日本扩大内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查笑梅

【3】《日本通史（修订本）上下》冯玮

【4】《日本提振内需中的得与失》知乎扯个锤子

【5】《各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及措施》科教论文网

【6】《日本家庭资产配置的结构变化（1985-2022）》嘉实财富

【7】《战后日本经济史》野口悠纪雄

【8】《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大前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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