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2月底，相关部门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失信黑名单信息新增172574条，涉及失信主体155118个，其中法人及其他组织41723家，自然人113395人。

为此，各级政府也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治理手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3月6日的全国政协经济界别驻地小组讨论会上表示，目前央行征信中心已经将大型银行和部分中小银行、个别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等金融数据纳入征信系统。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下一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让‘老赖’过得舒坦，就是我们的耻辱。”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葛晓燕在做客2019年全国两会“大法官访谈”节目时介绍，近年来，江西法院打出了一系列执行工作“组合拳”，包括在全国首创“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在全国率先推动“执行流程集约化”模式改革、在全国率先探索执行案件“三推送”机制等，仅2018年就对356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义务的被告人判处了刑罚。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也提出了《关于加快全国信用立法的议案》，并获得了超过40位全国人大代表的联合署名。

王树江当时表示，推动我国信用立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通过信用立法将有助于解决困扰法院良久的执行难问题，也有利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催收行业立法

同时，催收行业也面临立法与监管长期缺位、行业自律规范不足、竞争失序、饱受污名等诸多发展困境。

王贵国表示，破解中国债务催收行业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推动行业立法。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通过了《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随后，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相继仿效制定了关于债务催收的法律法规。

目前，由民政部批复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出台的《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等文件虽对催收行为规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适用范围仅限于互联网债务催收领域，且规制对象只局限于网络信贷平台，难以对整个催收行业进行有效规制和推动。

王贵国认为，组建催收行业协会，发起成员内部自律，并由此配合和推动行业立法，这一路径或是催收立法的最佳模式。“建立行业协会来承担起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职责，从行业整体利益出发，提供最符合行业发展及兼顾多方主体利益的解决方案。”

而只有政府部门协同发力，方能成立公信力高、架构完整、执行力强、务实有效的行业协会，实现债务催收行业的自律监管。王贵国建议，民政、工商等部门适度放开催收行业协会设立的审批限制，支持有资质的行业自律机构依法登记。

3月2日，国内60余家信用清收企业决定发起成立“中国信用清收协会”,设立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秘书长王晖告诉记者，拟依法合规地逐步开展协会申报工作，力促信用清收行业健康、协调、高质量发展。

此外，在王贵国看来，明确行业的监管模式，是催收立法的重中之重。他建议：“应明确催收行业监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及各级支行（或各级金融监管局），秉持严格、审慎、统一监管的原则，重点参考征信业和律师业监管模式 。”

比如，由银保监会、国家统计局、工信部等部门为催收行业协会提供技术指导，推动行业协会加强对业内从业机构数量、从业人员规模、行业增长情况、利润率、投诉率等关键数据的统计汇总，打破数据孤岛，建立数据披露与共享机制，为行业服务和行业监管打造信息基础设施。

此外，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平台对债务催收行业进行监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标准和方案，对信息数据来源、使用范围和安全保障等加以明确规定，禁止滥用和泄露个人隐私。

对于催收机构，严格准入门槛，机构持牌经营，统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实缴、董监高任职条件，信息安全要求等。

对于催收员，要像律师一样要求持证上岗，催收员通过从业资格考试，获取相应执业证书方可从事催收业务，且催收员从业资格必须依附催收机构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