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0日上午10时30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与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亮相北京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围绕“金融改革与发展”答中外记者问。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到要尽可能帮助小微企业以及其他民企克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路透社记者就此提出，央行可能会就此对实际利率进行怎样的调整与改革，以及未来的存款准备金率会在怎样的水平？
易纲称，关于如何降低实际利率水平，运用准备金率和利率来引导金融机构投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关于如何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易纲表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如果假定通货膨胀比较稳定，不考虑通货膨胀率，仅考虑如何降低名义利率。去年货币政策的取向，实际上一直在降低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是名义利率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拿回购利率举例，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七天回购利率已经明显降低。十年期的国债利率作为一个基准利率来看，去年这一年多中也下行了70多个基点，从4%左右的水平，降低到现在3.15%左右的水平。这样的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显然有利于降低名义利率。
易纲进一步指出，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说到的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主要指的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感受到的融资成本，主要是贷款利率，除了无风险利率，主要是风险溢价比较高造成的，所以贷款的实际利率还偏高。所以主要就是怎么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央行去年大力的支持了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的贷款，贷款的增长率都是非常高的，普惠金融口径单户授信在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是在6.2%左右，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大样本的统计，这个口径将近10亿的贷款，不良率是比较高的。这个不良率会反映在风险溢价上，所以需要解决如何降低风险溢价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在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的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这样通过竞争，更充分的竞争来降低风险溢价，这是第一个途径。
第二个途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的效率，并降低费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可以降低实际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以后，也会使得风险溢价降低，所以央行会非常努力的以改革来促进实际利率的降低。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问题，易纲解释称，李克强总理要求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去年以来人民银行五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共3.5个百分点，所以这个力度比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调，现在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向比如说三档这样比较清晰的一个框架来逐步完成这样一个目标。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现在在逐步地简化，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有一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
从国际比较而言，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是比较靠中间的，也不算特别高，也不算特别低。很多人认为，发达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特别低，只有1%、2%，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其实在这一轮雷曼危机以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虽然比较低，但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比如说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一共有12%这样一个水平，欧洲也是12%，日本更高，日本法定存款金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有20%多，这就是他们的总准备金率水平。
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三档的存款准备金率加权平均，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加权平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是11%，银行清算用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只有1%左右，所以中国的银行的总准备金率也就是12%左右，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总的准备金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个比率要远低于日本的比率。大家知道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还是必要的。
易纲总结表示，所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还要考虑最优的资产配置、资源配置，还有防范风险的问题。综合考虑这些问题，就可以进一步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