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美元的走势还要看2019年美国经济的具体表现如何。美联储总是盯住美元汇率，因为汇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美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加上工资增长等因素带来的影响，美国势必会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将会继续加息。如果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很多，美联储就会停止加息。

从长期来看，美元的“强势”地位不会很快消失，但必定会受到很多影响，甚至是冲击。也就是说，即使与美元地位被严重削弱的时间点还有很多年的距离，但美元的地位已经受到了影响。

例如，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加美国利率的上升，现在愿意购买美国国债的人群其实在逐渐缩小。事实上，多国央行也都在抛售美国债券，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网易研究局·大师：美联储在过去几年多次加息，这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而特朗普寻求的是扩张的财政政策，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

巴里·埃森格林：也许，扩张的财政政策最终只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特朗普想要扩张的财政政策，这会使得通货膨胀升高，也会加速美联储利率正常化的进程。但通过这些扩张政策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很多人因为担心债务问题和赤字问题，再加上对贸易摩擦的担忧，很有可能就不会让这种政策落地。贸易摩擦可能短期内看似对美国有利，但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角度来看，显然是不利的。

网易研究局·大师：政府债务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传导关系是怎样的？

巴里·埃森格林：举个很好理解的例子，因为财政赤字变多，所以政府债务就会越来越多，投资者就会要求获得更高的溢价，但与此同时，利息升高的风险也会变大，这显然不利于股市的繁荣。

网易研究局·大师：那减少政府债务会有利于股市的繁荣吗？以欧盟为例，如果允许债务高筑的希腊从中分离，会对经济繁荣有所帮助吗？

巴里·埃森格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影响将会是雷曼兄弟事件的双倍，至少短期内的影响绝对能达到这种程度。

对希腊国内来说，希腊脱欧可能会触发希腊银行挤兑，震动国内股市，最终导致希腊政府实行非常严格的资本管制。对希腊之外的国家来说，希腊脱欧也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到其他国家，尤其是欧元区国家，因为投资者会猜测接下来退出的是哪个国家。

总的来说，希腊的问题在于虽然保持欧元区团结的代价很高，困难很大，过程很痛苦，但欧元区分裂的代价会更高，困难会更多。所以，欧元区国家不得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让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欧元不像之前看上去那么美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套系统很容易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都理性了许多”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前面提到了“资本管制”，亚洲的部分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比较严格。这主要是出于保护本国货币的目的吗？

巴里·埃森格林：我想大多数人应该还记得22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在1997年，东南亚各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不能继续保持经济的高增长。与此同时，依赖对外借贷的经济增长模式忽视了金融风险。再加上IMF等外部力量的干预，建议东南亚各国放松资本管制。当时很多东南亚国家实行的是钉住汇率制度，这一建议无疑放大了金融风险点。好在经历过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都理性了许多。

网易研究局·大师：这些理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巴里·埃森格林：虽然政府仍然在强调增长，但不再不惜一切代价。例如，泰国之前曾经存在巨额的外部赤字，这加剧了泰国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如今，它们处于盈余状态，这些盈余不仅帮助它们积累了外汇储备，还可以作为一种应对“热钱”的保险。

除此之外，东南亚各国的汇率制度也灵活了很多，基本上都废除了一味僵化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巴里·埃森格林：可以说，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足。中国的固有增长模式走得太久了，希望能够汲取亚洲危机的教训。比如，当年的日本由于巨额贷款造成了坏账问题，但是他们期待坏账问题自行痊愈，让贷款存续下去，在这种融资模式下，银行资本充足率良好的假象一直延续，而那些本该被清算或重组的贷款人继续存活：僵尸银行向僵尸企业提供贷款，人为挤压那些富有活力的企业并扼杀它们的成长。

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制造业的转型力度和服务业的改革力度，服务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小，还有利于低碳经济，而制造业有利于社会稳定。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处理好增加收入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美国的减税就是为富人阶层服务的，忽略了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我们还需要尽可能地解除人们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比如给这部分人群补贴，或者对这部分人群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曾说过，经济危机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那我们还有必要去深入研究经济危机这部分内容吗？

巴里·埃森格林：尽管我们不能避免经济危机，但至少我们可以减轻经济危机后果的严重性，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得益于研究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学习了相关的经验。

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我们成功阻止了像大萧条时期的金融系统全面崩溃。在1933年前后，美国的失业率有25%以上，而在金融危机后两年的2010年，美国失业率是10%。与之前相比，这一数字就要小得多，这就是进步，也是我们研究的意义所在。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吸取历史教训，有时候是重视不够，有时候恰恰相反，可能太过重视以至于重视过了头，反而会容易忽视了更大的风险。

巴里·埃森格林

全球货币体系专家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教授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活跃、最富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巴里·埃森格林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George C. Pardee and Helen N. Pardee讲座教授。除此之外，他还兼任美国艺术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等。自197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巴里·埃森格林教授曾在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国际著名院校和机构任教或从事科研工作，此外，他还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韩国银行等机构顾问的角色。他是国际经济政策历史（宏观经济史的分支）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欧洲货币一体化、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等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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