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随着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力减弱，消费能力对于经济增长愈发重要，尤其是如何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居民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和意愿不匹配，而高收入家庭则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是内需增长关键。建议深化财税结构改革，完善现行的个税和低保制度，引入“负所得税”，与“低保”有效衔接，采取多渠道方式，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所谓“负所得税”是指通过就业获得额外收入的低收入家庭发放补贴，使其实际所得税率为负，国际有先例，如美国的“劳动所得抵免”、加拿大的“工作收入税收津贴”等。

减税和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是经济下行期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然而这两方面均面临制度瓶颈。一是目前我国已实施的减税促消费作用有限，进一步减税空间不大。主要体现在新的个税改革对降低税负起到一定作用，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规模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由于税改前不缴或较少缴税，从税改的受益甚小。税前月综合所得在3000元至5000元人民币群体年减税额仅327元，能拉动的消费不多。税前月综合所得在5000元至8000元的中高收入人群从税改中获益较大，年平均减税额接近2000元。但这一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减税带来的消费增加仅为600百元。即使税改以后，进一步通过减税来促进消费的空间不大。居民个税平均税负已经从7.3%降至3.4%，继续减税不仅难以有效促进消费，还可能弱化个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据测算，税改前个税使基尼系数下降6%，税改后则仅下降3.2%。二是现有制度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消费作用有限。当前我国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以“低保”制度为主，以其它救助救济为辅，额度偏低、覆盖面较窄。同时由于收入普遍提高，“低保”制度覆盖面持续下降。2011年，城镇和农村“低保”覆盖人口分别为2277万和5306万，但至2017已分别降至1261万和4045万人。由此可见，“低保”制度对低收入家庭就业存在逆向激励。“低保”采用差额补齐，收入每增1元，补助减少1元，导致低保家庭没有更多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积极性。另外，诸多福利政策与低保资格挂钩，如经济适用房、水电气优惠等，也进一步影响低保户通过劳动来增加收入的主观能动性。只有24% “低保”人口就业，处于失业状态的“低保”人口为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