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宝安区石岩一家大型上市企业，用工缺口更是高达1000多，部分普通员工也出来客串招聘人员，在工厂所在的工业园区外询问过往路人要不要找工作。“出来招工的员工有十几个吧，每天有额外12块钱的餐补，比流水线上轻松一点，遇上有意向的就带到厂里填入职表。”其中一个小伙说。已是上午11点，但他今天还没有收获：“可能因为是周日的缘故吧。昨天我招了五六个呢。”

（工业区外的招聘张贴栏和招聘者）

工厂的专职人事告诉记者，今年招人太难了：“去年这时候每天可以招到五六十人，但今年最多也才招二三十人。这也不是我们一家厂子的问题，这工业区里大家都在抢人。”记者问如果实在招不到人怎么办时，他说只好找劳务公司要临时工了，不过临时工成本会高一些，人员也良莠不齐。

中介：先“抢”到人再说

李湖在深圳经营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过完年后，多家合作工厂找他要人，他把手下十多个业务员都撒了出去，每招到一个人提成100元。“压力大得很，现在还有1000多人的缺口，工厂等人开工。昨天只招到100多个，远远不够。”李湖发现今年深圳的用工市场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像：无论是派遣公司招人还是工厂直招，基本都是招的临时工。这意味着什么呢？临时工比正式工的成本要高出15%左右，也就是说，按照深圳普工5000元左右的平均工资水平，工厂改用临时工之后，支出要高出700～800元/月/人。“大家都在‘抢人’，提高短期待遇，先把人拉到厂里再说。”李湖认为，这种畸形的状态不会长久，用工平衡到3月中旬基本能实现。

记者在一家工业区门口发现，招工人员远远多过求职者，只要谁稍作停顿，就会围上来一群人：“找不找工作啊？”

（工业区外的招聘人员，带工卡者为劳务中介）

“我再等两天，如果还招不到人，就准备去江浙一带了。”22岁的小冯是个体小工头，他的工作就是去社会上招人，然后哪家工厂工价高就卖出去，赚取差价。例如工厂给他开出的报酬是20元/小时，他给工人18元/小时，赚2元/小时的差价。据他说，去年春节后他招了十几个人进厂，但今年截至目前，却连一个人也没招到：“只有等大企业招完，我们才有一点点机会。”

（劳务中介发布的招零时工广告）

徐老板所在的工业区外不远有一条稍微热闹些的主干道，在这里的一家劳务派遣公司里，记者声称为老家的亲戚咨询工作机会。“多大年纪？20多岁？尽管来，进这里工资最高的厂，一个小时20元。”临出门时，老板娘还硬塞过来一张名片：“你亲戚来了记得找我啊，身边朋友有找工作的也可以找我。”

（劳务派遣公司门外的广告牌）

流动招聘点：苦乐不均

正月初十的东莞大朗镇上，很多店铺还没有开门，一些店铺外面干脆自发形成了一条招聘街，一个小凳子，一张小桌子，一张招聘启事，就成了一个流动招聘点。“厂门口也贴了，没人气，街上人多点，来试一试。”在这里，记者看到了劳务派遣公司老板娘所说的那家工资最高的厂，规模近万人，综合收入5000～7000元/月。记者向招聘人员打听：“你们厂是这一片最大、工资最高的，应该很好招吧？”招聘人员说，好招的前提是要有人找工作。“你看这一路空荡荡的，人都没有，怎么招？”一眼望去，确实很少有求职者咨询，招聘人员明显多过求职者，多数人都在无聊地玩手机。

有意思的是，记者在街上看到了一家湘菜馆的招聘公告，楼面经理3300～4600元/月，服务员2600～3200元/月，其他职位如咨客、洗碗、传菜等起薪都是2000多元。记者问前台来应聘的人多吗，前台的回答出乎意料：“多啊，每天都很多人来问，我们要挑选形像气质比较好的。”

（湘菜馆的招聘公告，大多岗位工资远低于工厂）

在另一条街上，记者遇到了独自一人摆摊招聘的刘小姐。她向记者大倒苦水：“两天了，一个人都没招到。有人填了表，然后就没音讯了。”刘小姐所在的钢材厂有100多人，春节后大约有10人没回来上班。“我们也担心员工过完年后不来了，所以年终奖留到年后再发，但这些人干脆年终奖也不领了，找借口不来了。”刘小姐说，这10个人左右的用工缺口，估计要到3月份才会招满稳定下来。

在另一家较大型的工厂门口招聘启示前，零零散散有一些人在看，但大多只是看看，问几句就走了。工厂人事人员李小姐摆了一个摊在外面，据她介绍，为了防止员工流失，他们厂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年终奖留一半到节后发，二是跟员工约定，春节后回工厂上班3个月，就可以报销春节往返老家的车票。“但年轻员工比较任性，如果他们想走，怎么也留不住。”李小姐感叹。

求职者：人往高处走

在一个工业园门口，记者看到骑着电单车出来找工作的小林和他的老乡，电单车后座上还驮着林太太和刚满月的孩子。小林是1993年出生的，广西人，去年底辞工，主要是嫌工资太低，只有4000元左右，不加班的话只有3000元，想换个工资高点的活。记者问他对新工作有什么要求，他说只要工资高点，苦点累点脏点都行，晚班也没关系。有招聘人员问他，是不是只要工资高什么活都愿意干？“当然了，工资不高怎么养活这一家人？”小林说话时，他太太一脸笑意地靠在他背上。我问小林工资的期望值是多少，他说最少要4800元/月，最好5000元/月左右。只是整个工业区的工资水平基本在4000元/月左右，小林只好骑车去另一个工业区碰运气，临走前嘱咐我：“看到工资高5000元左右的厂，记得打我电话啊！”

（驮着老婆孩子找工作的求职者）

徐老板工厂里的员工小谢，现在每个月都能拿到5000元左右。小谢跟着徐老板4年了，工资是慢慢加上来的。“他眼里有活，我没看到、没想到的事他都做了，所以我愿意给他涨工资、发奖金。不可能一来就给到5000元，没有这么好的行情。”徐太太的招聘启示上写的是试用期3个月工资3600元/月，试用期后3900元/月，完全没有诱惑力，虽然只要做得好、做得久，工资会比这个数字高。“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跳来跳去，想要高工资，现在市场的薪金水平普遍在4000元左右，但求职者的心理预期在4500～5000元左右，如果他们不是总换工作，踏踏实实在一个地方做，5000元早就可以拿到了。频繁跳槽对企业和个人是双输。”徐老板说。末了，徐老板交待徐太太：“你问问小谢，有没有老乡可以带过来，给报销车费，做到3个月再奖300元。”

1984年出生的小许，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他问招聘者的主要问题是累不累、要不要搬重的东西。他平时以打零工为主。“不想进厂做正式工，管束太多，上班连手机都带不进去，辞职还要等一个月。”他喜欢进劳务派遣公司：“劳务公司可以借钱给你，一般你做7天就可以找他们预支工资了，到时从工资里扣。工厂哪会借钱给你啊？一般都要押一个月工资，上两个月班才能领到钱，受不了！”记者问他去年上了多久的班，他想了一会说，9个月左右吧。他已经在两家工厂填了入厂资料，但还要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最后，他要了记者的手机号，晚上打来电话说，其中一个厂应该不会去了，因为要押40天的工资。我问他找工作最看重什么？他短信回复了这样一段话：1.工资方面；2.工作环境；3.厂规；4.做事是重还是轻。

在一家电子厂门口，记者看到了一群云南人，黝黑脸上的高原红还没有褪去。据他们介绍，他们是初七来的东莞，初八就上班了。“在家里就找好了，老乡带我们出来的，说是一个月加点班能拿到4000元左右，我们就都跟他出来了。现在一部分人已经上班了，我们是晚班，还没开始上班，不知道做什么。现在等老乡下班出来带我们去饭堂吃饭。”过了一会儿，一个皮肤较白的女工从厂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包全新的餐具。这就是带他们出来的老乡。据她透露，介绍一个人进厂并且做满3个月，介绍人可以得到400元/人的介绍费。“如果这次带出来的乡亲全部做满3个月，能拿到五六千元的介绍费。”据说，厂领导对她带来这么多老乡非常高兴。

（刚跟老乡从云南过来的务工人员）

在工业区的饭堂，22岁的广西小伙小蓝边吃饭边玩手机。在这家人员流转率极高的工厂，工龄两年半的他绝对算得上资深员工，他之所以留下来，一是发工资准时，从来没有过拖欠，二是有活做，稳定，不像有的厂一会有活做一会没有，没活做每个月就只能拿2000多元。“我们一般每天固定加班到晚上8点，每个月有4000多元，有时可以达到5000元。”他们初八上班，初九上午之前到的都可以领到老板的50元开工红包，过了就没有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招工难？招聘者给出的答案比较一致：很多人不来广东这边了，工资没有优势，内地很多地方制造业也都起来了，没必要舍近求远；现在年轻人不喜欢进工厂了，喜欢去超市、饭店这些地方。

所有招聘者反复提及的一个时间节点是正月十五，他们认为众多求职者都会在正月十五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正式过完以后才从家里出来，到那时找工作的人会明显增加，他们能招到人，甚至还可以挑挑拣拣。

（东莞大朗镇街道上的招聘者）

长三角企业开工调查：人口红利走了 店小二来了

2019年农历新年前后，证券时报记者走访了上海、浙江一些制造类企业，并与相关工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对于记者关注的企业在新年后的生产经营、人员用工等情况，有关人士表示，2019年我国内外部宏观经济形势仍较复杂，在关注、加强风险防范的同时，各地方政府积极改善营商环境，为实体企业提供一个尽可能高效便捷的生产运营、科研、投融资环境。

相关地区部分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这两年虽然经济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有所加大，但政府部门重视程度更高，企业自身也能未雨绸缪，在转型升级上调整步伐，在防范风险上提前介入。

企业方面称，相比每年5%左右正常范围的员工波动而言，今年打算适当加大精简力度，以前可以“容忍”的现在考虑直接淘汰。同时加强技术研发、提质增效，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一家行业细分龙头企业董事长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今年将加快推进产能输出，打算去东南亚等地设厂，一定程度上可规避不利预期。

上海松江经开区“店小二”开工

根据2018年初上海松江区《G60科创走廊产业集群发展“零距离”综合审批制度改革方案》相关精神，“投资项目审批代办服务中心”于当年新设挂牌成立。聚焦于简政放权改革理念，服务中心致力于帮助经济开发区内新建和改扩建产业项目最大限度减少审批手续时间，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2019年春节后接受采访时，松江经开区“投资项目审批代办服务中心”主任吴世伟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截至2018年末已实现新建项目开工16个，改扩建项目开工6个，共计22个。2018年服务中心办理的10个重大产业项目中，有8个已取得工程施工许可证并顺利开工，分别为正泰启迪智电港项目、上海路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上海超硅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上海国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项目、龙域集团有限公司西区二期项目、天安金谷科技园项目、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和修正生物制药（上海）有限公司项目。

吴世伟说，他的工作常态是一天要接打上百个电话，如果1个小时接不到企业电话就会自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

2月11日，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经开区的工作人员为松江区重点生物医药产业项目昊海生物科技忙碌起来。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继昊海生物于2月11日顺利摘牌（土地项目）后，上海瀚谋电子有限公司作为上海第三例、松江第二例“结余土地分割转让项目”，也于2月13日下午在上海市土地交易中心正式摘牌。

统计显示，2018年上海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地区增加值357.23亿元，同比增长4.7%，占全区比重28%；实现工业总产值2388.26亿元，占全区比重54.7%。

纳尔股份：尽早投产南通化工项目

春节前几天，证券时报记者来到位于上海浦东新场镇的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调研采访。公司董事长游爱国说，2019年，公司制定了主营产品国内可比市场占有率达到40%的目标，这不仅是对销售部门的巨大挑战，更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检验。他同时表示，南通纳尔化工项目是纳尔产业链最重要的布局，今年力争早日投产。

为什么2018年要在南通化工工业区投建化工厂？游爱国解释道，除了考虑到墨库图文的未来整合发展外，公司还认识到，预计未来5年，大多数不在化工区的企业肯定会受到更大的环保压力。

游爱国告诉记者，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更容易受到新技术与新模式的冲击；二是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太难；三是营商大环境仍有改善空间。“我们一定要有‘海外制造’这个标签，2019年一定要尝试走出去，在东南亚建制造基地。这既是产能输出，也可以分散和对冲贸易摩擦的影响。”游爱国说。

余杭经开区：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处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企业孵化器、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也是浙江全省唯一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产业发展局局长王永忠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这些年开发区以创新驱动为动力，着力打造“人才、项目、空间、基金、政策、服务平台”，创新服务闭环，逐步形成集产业链、投资链、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于一体的开放创新体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全力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据介绍，余杭经开区主要聚焦智能装备、健康医疗、绿色环保、布艺家纺和现代服务业5大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依托G60科创走廊、（杭州）城东智造大走廊的区位优势，建立了“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浙江（余杭）分中心。

为更好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开发区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面实施“1+N10”产业新政，不断优化软硬件环境，为余杭开发区的创新创业者造梦、圆梦。

2019年１月，商务部公布了2018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在全国219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中，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排名位列40位。这是开发区首进全国50强，近两年来排名上升了85位。

开年以来，余杭开发区拉高标杆求突破，全面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开启“二次创业立业强业”新征程，紧紧围绕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财政总收入100亿元的目标，着力推进产业发展高质量、全域创新高科技、产城融合高品位。截至目前，开发区工业企业开工率已达99%，一批问题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中，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欣兴工具的人口红利之忧

浙江欣兴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冬伟带着记者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第三工厂。这间工厂占地100亩，第一期建筑面积68000平方米，计划今年6月开工投产。

欣兴工具位于浙江嘉兴海盐县澉浦镇，是一家专注于孔加工刀具生产研发的高科技企业。用朱冬伟的话说，公司属于重点小行业，就像“工业的牙齿”一样重要。他介绍说，刀具属于机床配套项目，中国的市场容量大概在400亿元人民币，国内厂家约占一半份额。

对于工厂的一线员工，朱冬伟有些感慨。他说，每年春节后5%左右的工人流动都是正常的，今年也没有什么例外。但一线生产工人的招聘很难，现在的年轻人比如“90后”很多人不愿干这种活，找工作喜欢轻松的和“赚钱容易的”，如办公室文员一类的岗位就很受欢迎。

“比如说数控机床，很多求职者不愿意干，他们对这门技术不感兴趣，有的则是迫于无奈，要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而已。”朱冬伟回忆，1992年与父亲刚开创这家工厂时，他学做车床、铣床、磨床，再逐步从事一些生产管理、视图设计工作，每个岗位都走了一遍，才有了今天的事业。

朱冬伟告诉证券时报记者，1992年时，厂里的员工工资每月只要150元，现在则到6000～8000元了，26年来员工薪资涨了50倍。随着薪资不断上涨，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朱冬伟认为，现在中国工人的月薪接近1000美元，与东欧部分国家的水平接近。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提高生产率，就只有减少用人，增加工业自动化。自动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是产品的稳定性更好，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全自动机械设备会降低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朱冬伟感慨：“这就是‘华山一条路’，不管有没有条件都要上，这样才能追赶国外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