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

都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方星海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波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陆磊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汪同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许善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黄群慧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会议形式有所变化，从自由发言变为主旨发言

与其他会议相比，50人论坛的会议更为民主和高效。除了主旨发言的嘉宾的名牌是提前摆放的之外，其他参会人员的桌签全部放在入口处，由参会人员自行领取后随意入座。会议开场前气氛也十分活跃，各位参会人员均为50人论坛成员，皆是来自政学企界的高层人士，彼此相熟。

值得一说的是，本次论坛嘉宾的发言形式有所变化，采用全部发言都是主旨演讲的形式，发言由此前的报名决定。

往届论坛的会议则分为主旨发言和自由讨论。主旨发言是事先按会议主题指定，自由发言环节更具特色，需要“抢答”。要发言的人将自己的名牌提前竖起，主持人根据树立桌签的顺序安排发言，每人发言时间限定在5分钟，时间一到主持人就会敲钟提醒。因此发言人在发言时都会直奔主题，绝不拖泥带水，保证了会议的务实和高效。

会议聚焦“六稳”

本次会议主题为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

在2018年7月31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六稳”首次被提出。会议要求的第一项就提出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继2018年年中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以来，“稳”成为经济工作的重心。2019年“六稳”的工作仍将继续，且要进一步，还要提振市场信心。201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稳就业：目前失业现象主要是自然失业，稳就业的最低目标应是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积极就业政策3.0版本，是要在充分就业下解决自然失业问题，防范周期性失业。

蔡昉表示，经济增长下行与劳动力供给减少之间的关系，谁因谁果？经济增长下行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不存在增长缺口。现在主要由于农民工性质变化，自然失业率从4%下降到5%，说明目前没有周期性失业，无需过大强刺激。

蔡昉提出如下四点政策建议：一是目前失业现象主要是自然失业（摩擦性和结构性），政策重点放在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二是宏观经济政策以5%调查失业率为基准，适时适度运用宏观政策工具调控经济。三是通过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如把减税降费作为供改，不使实际增长超越变化了的潜在增长率。四是实施调控政策与否，都要坚持社会政策托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表示，从当前的劳动供给主导情况来看，维持低失业率的目标下难度不大。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稳就业的政策最好能做到二者权衡。

他提到，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稍高一点的目标是，维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要保持劳动参与率的稳定甚至提升以及就业总量的增加。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适度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好地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保持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

他表示，根据测算，守住底线目标的难度不大。实现第二个目标难度相对大一点。如何实现长远目标则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口的赡养需要正在劳动的人的生产率不断提升。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在谈到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时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他认为，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一旦提出来要保经济发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过来了，又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GDP增长放在前面”。

在谈到就业的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时，部分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问题，宋晓梧表示，稳就业和创新不要受上述言论的影响，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济转型的重要的方面。

在谈到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时，他认为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在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养老费。

稳金融：金融改革要尊重金融规律不应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研究发现，当前制度安排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当前制度安排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更容易有法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在主旨发言时表示，金融改革要尊重金融规律。中国金融存在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金融资产中，银行占比非常高大于70%；二是金融抑制程度很高。这个体系适合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服务小企业；适合支持粗放型扩张，不擅长服务创新型增长；适合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服务服务业。

黄益平表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原因是经济要转型，但金融部门没有转过来：一是决策靠历史数据和抵押资产，二是压低利率；中小企业被挤出正规市场，非正规金融的利率被推高。

黄益平指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三个要点：一是利率市场化很关键；二是资本市场并非主要解决方案，资本市场融资的资质要求比商业银行更高，而且需要配套的法律、文化、政治条件；解决融资问题的思路还是应该集中在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三是不应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金融科技造成了一些风险，但他们是实质性的金融市场化的产物，金融科技还提供了新的普惠金融方案。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提示要高度重视居民部门高杠杆的风险。陆磊表示，2019年中国面临两类外部冲击风险：一是中美利差收窄、缓和人民币汇率等溢出风险；二是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定向风险。他就外部冲击提出三点延伸性思考：一是新兴市场的所有危机教训都在于内部失衡，即实体经济缺乏竞争力和高杠杆；二是外部风险管控只是赢得了时间，若无内部可置信的结构性改革，仅仅是延缓系统性风险；三是预期的高度灵活性可变性决定了短期外部平衡的脆弱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来，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来自银行。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审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稳投资：投资降幅已背离正常区间，稳投资具备合理性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一鸣就稳投资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投资不等于放水，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过；二是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最大限度提升市场投资；三是政府适度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

王一鸣表示，去年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较大，基础设施投资回落幅度最大，尽管去年下半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从今年一二月份数据看，投资还没有稳住，投资下行压力加大。目前投资已经进入下行通道，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合理性，但对比日本韩国，中国投资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幅度。

王一鸣表示，投资下降的原因一是储蓄率的下降，特别是居民储蓄尤为明显，家庭负债率迅速提升；二是债务和杠杆的快速攀升，宏观杠杆率大幅高于新兴经济体，政府隐性债务巨大，挤压投融资空间。三是民间投资不足，预期不稳。四是房地产市场投资可能会出现明显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从动态平衡角度来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速，特别是从实际增速的角度来看，2016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断崖式的变化，动态失速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目前在动态失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债务投资模式，导致动态路径的依赖性非常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一个调整的阵痛期，“实际上是我们在债务投资模式调整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阵痛期，也是我们的变化期”。

刘元春在总结时表示，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稳预期：保障财富安全，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要跟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但不可否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多少？这都是大家确实很着急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它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但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变成“大水漫灌”。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主要谈到了“六个稳”中最后一个稳——稳预期。他指出现在有个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就是因为预期不好，“稳预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稳”。

魏杰表示，2019年有两件事值得关注，第一件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2018年人们预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财富不安全，现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所以比较恐慌。

他认为，稳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保证财产安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就业和增长问题，还要考虑老百姓财富安全。

第二个问题，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而是要公平、平等。对此魏杰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民营企业家是无奈的选择，他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怎么让我们感到不安。”魏杰表示，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最后，魏杰表示，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稳预期的这两件事在2019年一定要做好。一个是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第二，民营经济的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必须跟上才行。

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简介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顶级智库。于2019年1月底完成换届，包括中财办副主任廖岷、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等10位年轻官员或学者加入。

按照论坛章程，论坛成员每五年会进行一次换届。日前，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在论坛第82次内部研讨会上通报了第四届论坛成员换届选举的结果。

新进成员包括：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人大副校长刘元春，外汇局副局长陆磊，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中财办宏观局副局长张晓朴，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余斌等10人。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该论坛的宗旨是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等重大问题献策献力。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曾多次委托50人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听取论坛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并做出重要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