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 记者刘诗萌 天津报道
春节过后，一场冬雪降临，结束了北方寒冬的干燥。这个冬天里，经历了老牌外资企业三星工厂关闭、地方明星企业权健集团曝出丑闻，对正在经历经济增长“寒冬”的天津来说尤为难过。
近日，全国各省市经济成绩单纷纷出炉，天津以3.6%的增速在全国31个省区市当中名列倒数第一。经济总量方面，去年“挤水分”后天津的GDP已经被重庆超过1000亿元左右，重庆已经跨越了2万亿元的门槛，天津依然停留在1.88万亿元，成为唯一一个未进入“2万亿俱乐部”的直辖市。
2月13日，因与广东、江苏两省的经济总量差距越拉越大，山东着急了，全省会议强调“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如果仅从数据上来看，天津似乎是更该着急的一个：距离2011年天津与深圳、苏州、重庆一同杀入万亿俱乐部已经过去8年，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经济总量都超过3万亿，广州、深圳和重庆也超过2万亿，就连苏州2018年GDP也只比天津少3000亿元，但其增速为7.38%，是天津的两倍。按照这一速度发展，明年天津就将被苏州赶超。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马亮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天津的发展步入了“高原期”，即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再想进一步高速大幅拉升可能困难较大。
挤掉“水分”后，增长依然失速
一年前，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大会四次会议宣布，在更改统计口径、挤掉水分后，滨海新区201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由10002.31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随后，天津宣布2017年生产总值为18595.38亿元，比上年增长3.6%，增量近为710亿元。这一速度比起2016年的9%，下降了70%。
按照常理，若地区经济增长稳定，一旦挤掉水分后，增长速度必然大幅提高。然而一年时间过去，天津的经济增速仍然停留在3.6%。相比之下，2018年同期挤掉水分的辽宁和内蒙古增速都提升了超过1%。
相反，更多的坏消息传来了。去年4月底，天津市政建设开发公司的两个资管计划宣告违约，5月中旬，天津最大的国资房企天房集团又传出信托计划违约风险，尽管最终成功兑付，但1973亿元负债、高达97.36%的资产负债率仍然令市场震惊。截至2019年初，天房集团董事长邸达、副总经理张炳政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7月，天津市发改委通报，对涉嫌天津港堆场垄断案的17家企业给予总额超过4500万元的行政处罚。此前天津港前后两任董事长均告落马，10月该集团副总裁赵明奎及其下属公司的两个总经理也已被查。8月24日，天津最大的钢铁巨头、曾是世界500强的渤海钢铁集团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首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晖此前对记者表示，天津最近几年产业发展比较迅猛，但是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完成产业升级，这致使天津市的经济过分依赖滨海新区、过分仰赖重化工、装备制造业等第二产业。随着世界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环境要求更高，天津市的经济遇到瓶颈，产业问题凸显。
一位从事会计工作的匿名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不少天津国企20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对于这座以传统重工业为主的城市，民营经济力量相对较弱。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天津市境内上市公司50家，其中只有20家是民营企业，新三板挂牌公司194家。而半个小时高铁路程以外的北京，仅上市公司就有310多家。
民营企业力量不足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天津本地的两支足球队，一支是泰达足球俱乐部，其拥有者泰达控股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授权管理国资的国企，“泰达”之名来自于开发区的英文缩写“TEDA”。而另一支球队归属于民营企业权健集团，近日也因涉嫌传销被查。除此之外，天津甚少有做大做强的知名民企。
外企也在撤离。2018年年底，三星宣布关闭天津工厂。三星是上世纪90年代最早进驻天津的外企之一，与之同期在津建厂的摩托罗拉早已将工厂卖掉。
无用的“良药”
事实上，天津在过去一年中并没有放弃努力，从吸引人才的“海河英才”计划，到发展夜间经济，再到“民营经济19条”。然而，这些其他“准一线”城市屡试不爽的政策，目前看来都未能将天津拉出GDP增长失速的泥潭。
5月初，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发布了天津的“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本科生40岁以下便可直接落户。一天之内，有30万人通过网络进行申请。然而，前来落户的人才中大多是在北京工作却难以落户的“北漂”一族，导致天津不得不紧急打补丁，要求落户者不得同时在北京缴纳社保。据官方数据透露，至今已给8.4万人发放了准迁证。
从杭州、武汉、西安等地的先例来看，即使大量落户不能立即带动当地GDP，起码会掀起一阵“抢房潮”，但天津楼市“波动期”仅仅维持了个把月就消退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天津二手房房价仅在5、6两个月环比上涨1.4%，从9月份开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这一情况也侧面反映了天津的吸引力。在北京这一全国政治中心的虹吸作用下，河北乃至天津成了“灯下黑”的区域。就拿“挤水分”来说，以往滨海新区GDP统计是以公司注册地为标准，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在滨海注册的公司，其实际生产都在外地，GDP两地重复计算，导致GDP数字不准确。
此外，天津还出台了鼓励发展夜间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政策。2019年初，天津跟随全国放宽市场准入、完善支持民营经济的脚步，又出台了“民营经济19条”。该政策提出，大力减免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拿出至少450亿真金白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对企业研发经费进行后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不过，天津也并非没有“独角兽”。截至2018年，超过10家独角兽企业落户天津开发区，包括滴滴出行、途家网、爱奇艺等。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基本都是通过引进而来，例如摩拜单车将运营结算总部设在天津，其目的是政策优惠或节省人力成本等原因。据地方统计局数据，2018年天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06元，仅为北京的63%左右。
马亮认为，之所以如此多的城市热衷于万亿GDP俱乐部，就在于中国城市普遍患上了“大城市焦虑症”。城市主政者普遍认为城市做大才能做强，所以希望把城市经济总量做大并达到一定量级，才会有安全感。对于处在经济发展“高原期”的天津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在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不断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使之同经济总量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