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不少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市场人士表示，2019年海外并购依旧会积极发展，但企业的态度会更加务实。
近年来全球企业并购包括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持续火热。而根据贝恩咨询近期发布的《2018年全球并购市场年度报告》，2018年全球兼并收购的总金额达到3.4万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11.5%，并接近2015年3.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但也不难发现，受到全球政治不确定性攀升、相关监管趋严等因素阻碍，海外并购在2018年下半年有所降温。
展望2019年，不少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市场人士表示，海外并购依旧会积极发展，但企业的态度会更加务实。而中国企业将会在海外并购上更灵活，扩大目标企业所处国家和地区范围。
制图：蒋浩明
2018年下半年海外并购降温
通过采访数家机构，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虽然有种种逆风因素，但2018年全球兼并收购依旧强势增长，交易金额接近历史最高点。
美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奥布赖恩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18年跨境交易仍然强劲，交易数量比2017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
美国伟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寇（BillChoe）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18年科技行业的跨境交易仍然活跃。“2018年前三个季度，交易额上升至894亿美元，比2017年同期增长1.5％。但同时，并购项目的数量反而下降11％，这表明并购企业的估值大幅上升。”他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全球并购的总体趋势。
对于其背后的驱动力，寇表示，科技领域的海外并购越来越多受到战略层面而非仅仅战术层面的驱动。对于许多并购者而言，在不断加速的技术冲击下，好的并购交易已经上升为一种生存手段。
而在热门地点上，他介绍说，印度是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是很多企业未来1~2年内技术并购的首选地。德国位居第二，之后才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高管们普遍将德国在技术领域的深耕细作作为驱动因素。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最近就指出，德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国家，也是欧洲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奥布赖恩又表示，英国原本对那些希望发展客户或知识产权基础或开发新业务模式的企业具有吸引力，但无序的英国脱欧侵蚀了企业对英国的潜在并购意愿。其他有吸引力的市场还包括以色列和北欧。
安永交易咨询服务华中区主管合伙人袁皈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安永在去年年底曾就海外并购对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涵盖14个行业领域的2600多名高管进行了调查，其中有174名来自中国。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私募股权（PE）投资者成为2018年并购交易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其越来越多地用于中长期投资，以强大的购买力重回并购市场。PE可投资本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他指出。
安永战略及运营咨询服务亚太区主管合伙人唐亦檬则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以科技颠覆为代表的颠覆力量仍是企业主要的已知风险。科技引发的变革，尤其是让消费者改变偏好或购买行为的变革速度不可低估。消费者方面的压力驱使企业突破传统行业边界，并购是其应对这些挑战的最快途径。”
此外，她称，政府和监管机构持续加强干预商业和海外并购，是全球企业高管在2018年海外并购中面临的新风险。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高管们需要了解新的贸易、关税和反垄断政策。
2019年趋势：对待并购将更加务实
对于2019年的海外并购趋势，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机构结论较为一致：对海外并购持乐观态度，但在2019年进行海外并购的意愿却有所下降。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监管及其他律法趋严等。
寇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由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逆风，2019年科技领域的海外并购前景显然是不确定的，但技术领域的企业高官对未来1~2年的情况依然保持乐观态度。
“2018年下半年，我们对来自技术行业公司的150名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他介绍称，大多数受访者（62％）表示他们还是希望在未来两年内进行额外的跨境技术收购。但他也指出，目前放弃并购的情况比比皆是。近一半的受访者（44％）表示他们曾放弃潜在的跨境交易，其中又有57％表示，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他们已经放弃了最近一次的交易。
寇表示，通过他们的调查，科技领域企业高管普遍认为全球政治变化、地缘政治、法规等会对2019年海外并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几乎一半接受我们调查的受访者（47％）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未来12个月影响收购战略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之一，其次是美国与传统盟友的紧张关系（29％），还有近四分之一（24％）认为英国脱欧是重要因素。一些企业的首席财务官称，英国脱欧预计将影响其在欧洲的并购计划，他们正寻求在增长中且有更好机遇的其他地区进行收购。”寇说。
除了政治因素，寇介绍，监管环境的挑战也是企业高官认为会在2019年影响海外并购的主要因素。
“很多受访者向我们表示，并购交易过程中，他们最大的错误是未能提前充分研究当地市场规则。受访者认为影响最大的三方面法律和监管是反垄断法规（61％）、税收相关法律（55％）和国家安全审查（27％）。”他称。
“反垄断规则正在全球范围内收紧。一家受访的英国网络安全企业称，美国如今采取各种严格的政策限制外国公司，反垄断对其是最具挑战性的障碍。”此外，他表示，受访者也提及全球各国政府正在采取更严格的方法来审查潜在威胁其国家安全的海外并购交易，特别是涉及技术时。
除了美国，寇表示，英国也加强了并购审核，使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审查跨境技术交易。同时，在欧洲，不论欧盟层面还是欧洲国家层面，建立更强的投资控制动力的意愿都在上升。例如，德国最近就否决了一起高科技制造业的外来并购。
“事实上，现在的审核越来越严格。即使目标公司在加强了监管的国家有终端客户或相关活动，也可能触犯其海外并购监管规则。”他称。
无独有偶，奥布赖恩也向记者提及了若干法案趋严恐影响2019年的海外并购市场整体发展。
“正如我们去年预测的那样，不论对战略买家还是PE，美国安全审查（CFIUS）在海外并购问题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布赖恩从法律角度向记者罗列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的多个“亮点”。
他称，FIRRMA的全面实施将在2020年2月之前完成,目前，FIRRMA授权CFIUS开展试点计划。试点计划下，CFIUS审查的交易范围将扩大到包括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特定行业的关键技术或美国公民敏感个人数据的某些非控制性投资;试点规定所涉及的审查范围内的交易还要引入强制性声明程序。
此外，去年1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也提出了一份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方案，确定了14类“新兴技术”。清单中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打印等。
中企需提前评估技术及法律性问题
就中国企业2018年的海外并购情况而言，伟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企业与并购业务负责人张钊（AlexZhang）则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称，考虑到来自中国的海外并购所面临的一些不利因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2018年表现尚属良好，总交易额与2017年相比仅略下降至947亿美元，降幅为12.6％。
他强调，这种坚韧不拔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上的灵活和有弹性的态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并购交易在2018年下降了65％，为29.7亿美元，仅相当于2016年峰值567亿美元的一小部分。去年，美国也仅是中国并购的第九大目的地。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西欧的并购强劲复苏，增长了78.3％至588亿美元，仅次于2016年创纪录的906亿美元。
行业方面，他介绍称，能源，采矿和公用事业行业（EMU）依然排名第一，达到375亿美元，约占全部海外并购的40%。科技、媒体和电信（TMT）排名第二，达到149亿美元，约占16%。
“2018年的最新发展是中国企业对消费行业并购的兴趣日益增加。该行业在2018年排名第三，总额达到110亿美元，创历史第二高。这表明中国企业有兴趣收购可向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人群销售优质产品的业务。”他称。
对于2019年中国海外并购的前景，张钊分析，尽管中国和目标国家的政府政策发生了变化，但中国似乎仍然对海外并购抱有强烈的兴趣，而且在2019年及以后的交易机会仍然可能很多。
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海外并购趋势，他预计，中国企业对TMT行业的海外并购热情将在2019年持续。中美间在该领域的并购数量料将减少，但中国科技公司将在并且正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求更广泛的技术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