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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左手腕上戴着的手表随着谈话间手臂起落，不时反射出微弱的光。
张建今年25岁，已经在西安中兴终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兴终端”）工作了三年。三年时间内，他从一名最基础的流水线操作工晋升为技术科的软件测试员，期间还管过一个近30人的团队。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已经显露出历经社会阅历的老练。
他出生并成长在西安市长安区的一个小乡镇上。这里位于长安区境内西南部，距离西安市区18公里。由于距离市区不远，受益西安市发展的溢出效应，村民们打工方便，普遍都家境不错。近几年，这里的村道都修成了水泥板路，买车，甚至在县城买房（近1万/平）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一
2014年6月份，张建从西安市一所大专学校的机械加工系毕业。在毕业之前，他曾经去过对口专业的工厂实习，负责简单的抛光机操作，刚去实习，他就发现车间内粉尘很大，于是不到十天就决定辞职。毕业时，他跟着几个同期同学一起去深圳闯荡，在一家户外电缆公司做接线的工作。
在深圳打工，他一月可赚5000块，“比想要的都多”。但张建现在回忆起这段日子，最鲜明的印象是“深圳天空特别蓝”，此外便是打工生活的枯燥乏味以及身在异乡的孤独感。
工厂在深圳的偏远乡镇地区，提供八人一间的住宿，但是从没住满过。工作时间长，半年时间一共只休五天假。在深圳他逛过欢乐谷、华侨城、世界之窗这些景点，但是现在已经对这些没多大印象了。有一次生病请假工厂不批，同去的几个伙伴也已都离开了，他感觉“特别糟糕”。
“在那边发展潜力可以，有人干了一年半，月薪就到一万，肯定比在西安高很多，但是对那里没有归属感。”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不过当初去深圳也是想着逛一圈，没有想长期发展的，饮食和气候都不太习惯。”
在深圳待了不足半年后，他回到西安，并很快找到了在一份在中兴终端厂做流水线操作工的工作。这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干的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
长安区是西安市的科教重地，知名的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师范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新校区皆坐落在此。全区在校师生达到34万人，而截至2017年的全区常住人口不过101万人。依靠深厚的科教资源，近几年这里开始发展通信产业，引进了包括三星、中兴在内的公司投资建厂。
2009年，张建所在的乡镇落户了一个大项目——西安市长安区和高新区将在这里共建500亿的长安通讯产业园，中兴通讯率先入驻。到2015年5月份，中兴终端厂正式建成量产，开始对外招工。新工厂对人员的需求量巨大，张建很快就进厂开始上班。
二
中兴终端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是手机。对张建这样的流水操作工，薪水最初只3000多块，并不算高。张建选择到这里工作最主要的考虑是离家近——从工厂宿舍到他乡村的家中，乘公交车不到半个小时。
张建所在的组装段负责将单板组装成整机，流程包括焊接麦克、喇叭，装电池、固定螺丝等等。两个班日夜轮换负责一条产线，一条产线的标准产量为3000部/天。在组装段，一个班的满配是30人。正常情况下，产线上午8点半开线，中午有一小时吃饭和休息时间，下午6点下班。
但是在产线，正常下班的情况基本不存在。张建说，一直到2016年底，下班时间基本都到8点半。如果不顺利，晚上做到9、10点也是可能的。
虽然薪水不高，但张建最初挺满意这份工作。在中兴终端前半年内，他从普通操作工晋升到多能工（类似副班长的职位），再晋升到管近三十人的班长。具体的工作内容也从在流水线上焊接、固定螺丝等变成负责与其他部门协调物料问题、解决生产现场的突发情况，甚至包括疏导员工的情绪。
“管二十多个人挺简单的。”出乎我的意料，张建说，“我基本不用干具体的活，每天把人和事协调好，告诉他们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事就好了。”
张建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思路。“人都是群居动物，三十个人中肯定有四五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总有一个人比较有威信，有什么事情我跟这几个人说一下，再让他们传达就好。所以我只需要跟这几个处好就行。”
他也学会了给员工“画大饼”、“灌鸡汤”。张建手下年纪最小的操作工只21岁，他充分理解员工在工作中的情绪。“流水线上整天就那几个动作，很单调，干着容易烦躁，再加上工资不理想，管理环境不好。在工作上会确实会消极怠工，或者有其他情绪。”
那出现问题怎么解决？张建狡黠地笑了，“类似马云的心灵鸡汤各种灌啊。要离职的，就说公司和手机行业发展前景，或者有合适机会推荐带班（升职），其他情绪就去吃饭喝酒，搞搞团建。”
下班或放假的时候，张建一般会跟朋友打台球，约吃饭，或者闲聊。他觉得在西安的日子比在深圳要开心很多，因为“朋友都在这里，工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大家喝酒交流一下，就很容易开心。”
但在产线，升到班长，对普通员工来说就算到头。张建觉得这份工作干不长久，正好公司的技术部在2017年开始内部招聘，抱着“掌握一门手艺”的想法，他顺利调岗到技术部，开始做软件测试工作，薪水也提高到4000块。
三
但这份稳定的职业却在去年4月戛然而止。
2018年4月份，突如其来的制裁让中兴陷入停摆。中兴终端从4月份开始停工，一直到7月份才逐渐恢复生产。产线员工修了三个月假，张健每月只到公司值班两天。即使复工后，他感觉产量也比之前明显要少得多，原来一个月包括主板和整机，产量在130万台左右，现在一月只有六七十万台。“这半年放假也很多，基本每个星期都双休，比以前假期多一倍。”
除了减产外，一个更重要的信号是，公司已经没有新机型试产了，这意味着之后的生产订单会越来越少。关于公司或被整体出售的传言开始在员工之间流传。到11月份，张建所在的中兴终端开始裁员，对技术工，裁员可以拿到N+1的补偿，张建算了下，如果被裁，自己可拿到两万多赔偿，这对于月薪4000块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虽然通信行业在西安前景不错，但是受限于学历（普遍要求本科毕业），张建觉得自己也很难找到好工作。现在他的计划是，拿到裁员补偿后，跟朋友合伙在西安郊区的特色小镇开一个菜鸟驿站。
张建已经做过调研，开一个菜鸟驿站，包括门面房租金、加盟费、给快递公司的押金，启动资金需要10万元左右，与朋友合伙一个人出5万。菜鸟驿站开之后，店里开始有流水，只要一个人打理店里的事，另外一个人还可以继续做其他事情。但这个计划目前遭遇的一个困难是，小镇的人流量没有起来，小镇附近的商铺入驻率也还很低。
工作三年多，张建没有存钱的习惯。每月给父母留一千多，剩下的钱基本都用于应酬或者买时髦的消费品。张建告诉我，他买的卡西欧手表售价2000多元，他还准备还完信用卡，再换一个更贵的手表。对于存钱，他也没有明确的规划，“钱要靠开源节流，主要是开源，钱不是攒出来的。”
在这个距离北京上千公里的小乡镇上，互联网等新经济的热度也影响着小镇里不安分的青年们。张建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搞过民宿经营，折腾过小程序创业，人称“xx村马云”。而张建自己，除了打算做菜鸟驿站外，还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开“货拉拉”（一个同城货运平台），赚点外快。
在我们交谈的近两个小时里，张建对我在北京的生活也表示感兴趣。他问我，在北京的大学生毕业后是不是都住地下室或者群租房？我说刚开始确实比较普遍。他点了点头。
虽然下一份工作还没着落，但他看起来对未来并不焦虑。
